因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七·一一”青年救济团,聂耳被叛徒出卖,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来不及和亲友道别,被迫匆匆踏上滇越铁路南去的火车。
聂耳取道越南,来到上海,顶替三哥在云丰申庄做店员。平日的工作只有一项:采购上海生产的“大联珠”牌香烟,从邮局寄回云南销售。
一天,聂耳正在云丰申庄后院用小煤炉做饭。一位说玉溪话的客人推门进来,来人是他的七叔郑易里。郑易里看到锅里的白菜粥,心头一酸,禁不住与聂耳相拥而泣。
初到上海,聂耳的工作繁重而艰苦,但他却没有忘记音乐和学习。每天工作一结束,他就回到后院,打开小阁楼顶上的“天窗”,伸出头来练习小提琴。
后来,云丰申庄因漏税、瞒税被处罚而倒闭,突如其来的失业,让聂耳陷入无助和彷徨。他逛了一条又一条马路,苦苦思索,不知今后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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