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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鱼红烧肉

小时候,听爷爷讲过一道菜:鲍鱼红烧肉。在爷爷的描述中,那道菜鲜嫩多汁,泛着油渍,全是肉,吃一口满嘴的肉香,是无可取代的一道菜。那是爷爷年轻的时候跟着领导去大城市重庆吃上的一道菜。重庆市在中国也许算不上大城市,但爷爷一生没走出过几次大山,在他的理解中,重庆市就是大城市,朝天门是整个中国最繁华的地方。

“那鲍鱼一个一个大得出奇,肉有这么厚哩!”爷爷伸出食指和大拇指比着,浑浊的老眼里闪着光。每讲到这道菜的时候,他就必定会拉着高亢的声调再讲一次酒店是如何豪华之类的经历,无比骄傲。爷爷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这样风光的经历一般的农村人是不能拥有的,因此爷爷记得很清楚,每年都要讲给我听。鲍鱼红烧肉这道菜,也成了爷爷心中的一种象征。

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到父亲这一代才有了一些变化,但家里也并不富裕。小时候爷爷当家,一心想把家里的条件搞好。他常常教育爸爸,也教育我:做人做事要努力,要吃得苦耐得烦。爷爷每天起早贪黑做点工,每天挣得几十元钱,天黑尽了才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开始清洗他那一双大脚:脱掉解放球鞋,先用镰刀头敲,敲掉脚上干硬的泥土,然后才开始洗脚,洗出一盆黑水后,才现出那一双布满了深深浅浅的沟壑的脚。爷爷有了积蓄,便着手给家里盖新房,我家是村里第一户盖水泥新房的人,并且盖了两层,贴了瓷砖,没欠外债。村里人都夸爷爷能干。面对别人的夸奖,爷爷很欣喜,但他说:“离吃上鲍鱼红烧肉还差得远哩!”受爷爷的影响,我的家人都有一个“鲍鱼红烧肉”的梦,那便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让家庭条件变好。

当爷爷开始老去的时候,父亲接过了家庭重担。父亲一米八的个子,力气也大,是个干活儿的好手。父亲继承了爷爷的一双大脚,这双脚粗糙厚实,每天踩在黑色的泥土之上,东奔西走,为家里挣来了彩电、洗衣机、自行车和第一辆摩托车。

后来,父亲带着母亲到江浙一带打工,回乡的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黝黑而瘦弱,眼角生了不少皱纹,不似记忆里那个白而精壮的父亲,母亲倒是时尚了不少。爷爷问父亲在浙江吃过鲍鱼红烧肉没有,他说:“没有,鲍鱼炒饭倒是吃过。”爷爷又问:“鲍鱼炒饭里有鲍鱼吗?”父亲说:“没有。”爷爷说:“那还得继续努力。”父亲在外地干过泥瓦匠、木匠等工作,很是艰辛,不过也挣到了不少钱。父亲把家里的旧家具都换成欧式的,还建了新厨房、自动冲水厕所。村里的同辈又对我爸敬佩起来。到四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不再打工,回到了家乡,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感到父亲也渐渐老去,爷爷就更老了,偶尔犯痴呆,耳朵也不灵醒了。村里陆陆续续建起了小洋楼,而我家在小县城买了房,一家人都搬进去住。面对家庭境况的日渐向好,爷爷很欢喜。可是,刚搬进新家不久,母亲便告诉我,爷爷奶奶只在新家住了两个星期就回去了。爷爷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找不到回家的路,一坐上电梯便头晕目眩。爷爷一辈子勤勤恳恳,做梦都想着能在县城买房,把吃玉米红薯的家,变成吃鲍鱼红烧肉的家,而当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他却不适应了。

我继承了爷爷与父亲不服输的性格,在大三的时候苦学半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的中文系硕士,成了村里第一个研究生。我总觉得我能考上复旦,与“鲍鱼红烧肉”有点关系,但我也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关系。

去年夏天,约了朋友去涠洲岛玩耍。涠洲岛是盛产优质海鲜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吃新鲜的虾蟹扇贝,自然也少不了鲍鱼,也不贵。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鲍鱼不再是珍贵食材,平常人家也吃得起。涠洲岛的鲍鱼个大、肉丰、汁水足,想起爷爷,又恰逢我要回老家过暑假,便买了一些鲍鱼空运回家。我把鲍鱼给爷爷看,他只笑,痴痴的。照着网络配方做了鲍鱼红烧肉给爷爷吃,我指望着他是很惊喜的,爷爷看着还冒着热气的肉,眼睛里突然闪出一点光来,不过很快又暗淡下去,他颤颤巍巍举起手来,比了个大拇指,像是比给我的,也像是比给大家的。我夹了一块肉送到爷爷嘴里,“爷爷,鲍鱼!”爷爷笑着嚼了几下,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已经太老了,鲍鱼肉也有些嚼不动了,满满一大盘肉,爷爷只吃了两块。

一家人坐在一起,问我学习近况,又扯一些家常,鲍鱼红烧肉很快就吃光了,我突然感到它是多么平常的一道菜,又突然,心中生起一些感动来。

杨鸿涛(25岁) 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编辑:刘玉霞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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