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玉溪日报开设专栏、推出专版以纪念这位中国新音乐的开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今天，在聂耳故乡玉溪，我们深情缅怀聂耳，聂耳路、聂耳山、聂耳公园、聂耳广场、聂耳大剧院、聂耳小学、聂耳音乐基金会早已声名远播……聂耳故乡，红色之城，每一个用“聂耳”命名的地方都在回荡着他青春的绝唱。今天，玉溪人民纪念聂耳，就是要在他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的精神传承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继续前行！

《风云儿女》海报。（资料图）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片头和片尾处，《义勇军进行曲》两次响起，激荡人心，引发全场观众齐声跟唱……随着《风云儿女》在全国的上映，电影制作方可能都预想不到，主题歌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影片本身；也预想不到《义勇军进行曲》会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祖国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从影片首映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十年时间，《义勇军进行曲》在烽火连天、苦难深重的年月里是怎样融入四万万同胞的血脉里？我们已经很难整理出一条传播的线路或脉络来，但仍能从历史的光影、断片中洞见这首经典名曲的不朽魅力。 

《风云儿女》中“义勇军”原型

《风云儿女》是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的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故事片。影片讲述了学生时代的好友辛白华和梁质夫，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起从东北流亡到上海。不久，梁质夫受革命思潮影响北上抗日，英勇牺牲。辛白华得知好友死讯大为震动，毅然结束了逃避斗争的享乐生活，走上了抗日前线。

《田汉全集》第十卷《风云儿女》剧本中讲述主人公辛白华与女主人公阿凤相逢的那场戏，有一段对“义勇军”的描写：“一队义勇军，雄赳赳地开进这个空无一人的村子。他们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棉帽，个个精神抖擞。”田汉对这支抗日武装的描写是正面的、赞扬的，这也正是《义勇军进行曲》曲名的由来，与很多史料对“义勇军”的描述存在很大差异。

“义勇军”的定义通常是这样的：义勇军，即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它们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派别纷繁、番号林立……看了这个定义，很多人心头会有一问：这是田汉、聂耳愿意冒着入狱的风险为之作词、作曲的“义勇军”吗？

随着地方史志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以上的定义只适合描述义勇军刚刚兴起时的状况。当代学者的研究显示：自1931年10月起，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出200余名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反日会骨干到各路义勇军中工作，推动了东北义勇军运动的发展。

学者刘生林是辽宁省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副会长，他不赞同“义勇军没有共产党领导”这类史学界的观点。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他在对辽西义勇军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

我党早在1925年就在辽西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1931年9月，中共北方局积极协助东北知名爱国人士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通过这一可以公开活动的抗日组织，有力地领导和支持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刘生林的父亲刘凤梧早年曾参与组织过一支辽西抗日义勇军，转战于热河。部队接受共产党领导后，刘凤梧任第2军团骑兵旅直属迫击炮连连长，后来任骑兵1团3营营长；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平西游击队组建工作，1937年12月，游击队与八路军会合，被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下设三个总队。刘凤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三总队总队长……

刘凤梧从辽西义勇军战士到八路军将领转变的事实，对“义勇军没有共产党领导”之类的观点，无疑是最有力的驳斥。

《风云儿女》剧本有一段戏说的是，梁质夫是在古北口战役中牺牲的，身在北平的主人公辛白华得知好友为国牺牲的消息后，身心受到极大震动，不久就参加了义勇军。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发生在1933年1月。1933年2月，热河抗战打响，由于中国大部分守军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致使热河省大部国土沦陷。当时只有辽西义勇军等少数部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寸土必争，浴血奋战。因此，我们将《风云儿女》中“义勇军”的原型考订为“辽西义勇军”是符合田汉、夏衍创作此剧初衷的。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刘凤梧在内多位参加热河抗战的辽西义勇军老战士都在自己的文章或回忆录中提到了一段往事：

1933年2月的一天，天降大雪。北平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长杜重远率领音乐家聂耳、著名电影导演张慧冲等40余人来到热河，一边慰劳义勇军，一边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此行，聂耳接触到了《义勇军誓词歌》，并被深深感动。

河北承德文史学者安忠和也对聂耳的热河劳军之行做了深入研究，发现：2月21日，聂耳随慰问团乘汽车到承德。慰问团一行共40余人、6辆汽车。2月26日中午，慰问团踏上返程。

关于聂耳的热河之行，国内的聂耳研究专家通常持否定的观点。不过，查阅《聂耳全集》“日记卷”可以发现：在1933年2月17日之后，直到3月1日，有10余天时间，日记内容缺失。如果这段时间聂耳参与了北平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的劳军、宣传行动，日记的缺失也就有了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解释：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聂耳是不可能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记录在日记中的。

万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庆大捷

《义勇军进行曲》是随着《风云儿女》的全国上映而迅速在民众中传播开来的。在影片上映结束之后，特别是七七事变之后，《义勇军进行曲》是通过什么渠道继续传播的呢？查阅抗战时期的史料我们会发现，合唱这种艺术形式成了当时《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的传播渠道之一。

1935年6月1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二期刊载的《义勇军进行曲》影写谱。 （资料图）

著名新闻工作者萧风在他的著作《八秩回顾》中，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苏州青年参与抗日救亡的一段往事：九一八事变以后，苏州出现了几个进步的民间团体：苏州艺社、苏州世界语学会等，开始吸收当地的学生、店员、工人参加文艺、世界语学习和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苏州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其间经常向音乐家吕骥学唱进步的抗日歌曲。回到苏州后，他们组建了歌咏队，后又扩大为抗日宣传队。萧风在书中写道：“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抗日宣传队活跃在苏州城内外的各个角落，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口号声、歌声响彻苏州城市的夜空。抗日救亡的巨大浪潮，冲击着苏州的进步青年、爱国志士，在苏州沦陷前后奔赴各条抗日战线。”

“八一三”事变后，与聂耳齐名的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加入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到苏州、南京、武汉等地开展救亡文艺宣传工作。在武汉，冼星海组织起几十支歌咏队，举办歌咏大会，组织歌咏大游行，深入学校、农村、厂矿、部队推广辅导群众歌咏，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

1938年4月7日，周恩来、郭沫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首次在武汉组织了“抗战扩大宣传周”，并参加了开幕式。当天，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武汉三镇一下沸腾起来，几百条船在长江上首尾相连，搭成一座数华里长的水上舞台，万人登台演出，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4月9日是宣传周的歌咏宣传日，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成立的歌咏团，聚集在汉口中山公园体育广场，由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张曙任正副指挥，举行万人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合唱声再次响彻云霄，动人心魄。

此时，距离《风云儿女》在上海的首映已经过去了近3年时间，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时代的号角，人民的战歌”，早已实至名归，其唤醒大众共同抗日救亡的巨大影响力已经完全凸显了出来。

禹王山滇军勇士高歌杀敌

就在台儿庄大捷传到武汉不久，即1938年4月22日，滇军60军与日军展开了一场近一个月的禹王山阻击战。

禹王山，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这场战役发生在徐州会战后期，台儿庄战役已经结束，中国军队正后撤组织武汉保卫战，而日军在台儿庄失利后再次组织大规模反扑。

在这场阻击战中，滇军60军有4万余人，对手是装备精良的日军第5师团（板垣师团）和日军第10师团（矶谷师团），是日军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60军的滇军将士“以牺牲的决心，作破釜沉舟的抗战”，在日军不断地迅猛攻击下，硬是在禹王山和日寇进行了100余次拉锯战，血战持续了整整27个昼夜。

在这场血战中，最应被国人永远铭记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战斗打响的第3天。

据时任60军184师（师长张冲）1077团团长余建勋后来回忆，1938年4月25日，我军奉命全线出击，1077团攻后堡和杨庄，他手下的连长杨崇善（滇西保山人）率领全连官兵冲入后堡与敌人进行白刃战。

就在与日寇面对面时，杨崇善带领大家高唱云南人聂耳作的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刺刀随着一个个“进”字的怒吼，插进敌人的心脏……在这场战斗中，全连战士伤亡殆尽。杨崇善身受重伤，体无完肤，抬到后方医院时，医生也不忍拿起手术刀来治疗，全院医护人员都围着他垂泪。后经负伤住院的滇军60军182师副师长杨炳麟催促，医生才开始为他治疗……

滇军60军最终成功掩护了主力部队撤退，共歼灭日军12000余人，我军阵亡13869人，受伤5000余人。

《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抗日战场血火中的场景远不止禹王山之战。1941年，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出征缅甸抗击日军，其军歌就选用了聂耳所作的这首不朽的经典名曲。

曾经有人说，滇军60军也曾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军歌。查阅余建勋团长的一篇回忆文章发现，1937年重阳节，60军誓师出征，辗转到了武汉。当时，冼星海也在武汉，还为60军谱写了雄壮的军歌，深受官兵欢迎。

杨崇善连长没有唱60军军歌冲锋，而选择了同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聂耳为民众所作的这首战歌早已成为抗日战争以来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之一。（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