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聂耳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原本是要回玉溪县老家当教师的。因为毕业前玉溪县教育局长曾找他个别谈话，希望他回故乡任教。但后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他参加昆明学生运动的事被叛徒告发，已经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才临时改变主意，顶替他三哥聂叙伦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

初到上海

聂耳到上海不久就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后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田汉在回忆录《聂耳胜利的道路》中写道：“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地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地但又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废消沉，也深致不满。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

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统治下，黄色电影歌曲泛滥成灾，甚至成为教材毒害和麻醉广大青少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932年7月13日，聂耳用“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电影艺术》第三期上。这篇笔锋犀利的文章批评了顶头上司黎锦辉创作黄色电影歌曲，传播靡靡之音，结果在明月歌剧社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聂耳以养病为名于8月7日离开上海，11日到达北平，开始了他新的战斗生活。

北平历练

到北平后，聂耳住进宣武门外校场三号云南会馆一号房间。相邻一间宿舍恰巧住着过去在昆明就认识的朋友陆万美，这时陆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

陆万美当时在北平中共地下党“文总”里负责文艺工作，两人深入交谈后，聂耳决定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陆向北平剧联领导作了报告。9月中旬，剧联负责人于伶接到上海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介绍聂耳的信后，便和陆一起到云南会馆找到聂耳共同商谈工作。

于伶回忆说：“聂耳那朝气、矫健、热情、聪敏的气质和优点，深深地激励着我。”于是，于伶坦诚地向聂耳介绍了北平剧联的情况，约请他一起参加工作。

聂耳在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一是积极参加“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筹建；二是参加了两次很有影响、令人难忘的演出。

由于他的组织能力强，业务修养较高，在音乐界又有一定的威望，到10月下旬“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正式成立时，大家都推选他任负责人。他很谦虚地说，自己还要回上海，提出由王旦东、李元庆负责。

10月28日，他参加芭莉芭剧社到清华大学礼堂的演出，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场内的斗争十分激烈，右派学生在台下起哄，聂耳毫无畏惧，非常镇静、从容地走上舞台按原计划演奏。他那铿锵有力的琴声鼓舞着数以千计背井离乡的东北学生，使他们感奋不已，群情激昂，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压倒了右派学生的扰乱。

此外，聂耳还到朝阳大学去听过马哲民的演讲《陈独秀与中国革命》。他参加了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飞行集会”，大家手挽手喊着口号走到国民党市党部的大门口，砸了它的招牌。他挺胸阔步，满面红光，带头高唱革命歌曲，显示了斗争胜利的喜悦。

时间很快，聂耳在北平已经度过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他与北平剧联、音联的战友们并肩战斗，有了很深的感情，对这里的战斗生活也非常热爱，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戏剧和音乐事业，便向剧联党组织负责人于伶表达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组织认真地讨论了聂耳的要求，认为他是一位很好的青年，已经具备了加入党组织的条件。后因天气越来越冷，他的一件大衣还典当在上海，又没有职业，经济来源断绝，要匆匆离开北平回上海，所以来不及办理入党手续。于伶就将他在北平的表现和剧联党组织的意见转给了上海“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负责人赵铭彝和田汉，请他们解决。

光荣入党

1932年11月8日，聂耳又回到了上海，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到达上海的第三天，聂耳就冒雨找到田汉住处，把于伶等北平剧联负责人请他带来的三件材料直接交给了夏衍同志。这些材料是：一、中国剧联北平分盟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二、聂耳要求入党的情况及北平剧联党组织讨论同意的意见；三、剧联给聂耳的介绍信。

同年底，上海剧联内部成立了音乐小组，参加的人有田汉、聂耳、张曙、吕骥、安娥、任光等。聂耳在音乐小组里积极负责，勤奋努力工作，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1933年初，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斗争最尖锐的时候，由赵铭彝、田汉介绍，“左联”负责人夏衍监誓，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夏衍回忆，聂耳的入党宣誓仪式是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一个摄影棚里举行的。当天晚上，他和田汉、聂耳三人从不同方向来到摄影棚里，临时找不到党旗就用纸画了一面党旗代替，宣誓仪式结束后当场烧掉。聂耳入党以后，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教育下承担了音乐小组的组织领导工作。同年2月9日，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上海剧联又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由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担任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的具体领导工作。

1933年1月下旬，中国剧联把在北平分盟工作的于伶调到上海工作。他到上海的当天，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周年纪念日，车站戒备森严。于伶找到赵铭彝后，第二天赵带着他到田汉家见到正在钢板上刻蜡纸的田汉，三人紧紧地握手相拥。交谈中，于伶说起在北平他们来不及为聂耳办理入党手续的事。赵铭彝说：“已经解决了，今年元旦后几天办的。老大（指田汉）是介绍人，沈端先（指夏衍）同志代表上级文委出席了入党宣誓仪式，现在你来了，打算今后把你也编入聂耳所在的党小组一起过组织生活。”

田汉于1955年7月15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聂耳胜利的道路》中写道：“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介绍的，由夏衍同志监誓。我们无限荣幸地能为党吸收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音乐战士。”

夏衍在回忆纪念聂耳的文章中说：“在青年的朋友里面我们碰到过许多天才，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天才能有聂耳一般虚心，聂耳一般勤奋；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天才能像聂耳一般的没有天才习气，如像聂耳一般的不依靠自己的天才和确信集体的力量。他是一个纯粹没有旧天才传统的天才。”

回顾聂耳入党的经过，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有重要意义的。聂耳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傲。（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