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彰武显千年城，通江达海百匠地。这就是历史上的通海。

    去年3月，通海正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座边地古城被赋予“国家级”称谓，其历史文化究竟“名”在何处？

    通海的古代史确实缺少一条清晰完整的脉络，国家层面的史料记载要么只言片语，要么语焉不详，一座古城之“名”被时光掩藏。幸运的是，我们能从地方上找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志书、文献、碑刻、遗迹；从当代考古研究中一次次还原历史的细节与原貌；从通海民间找到活泼的历史印迹和严密有序的文化传承……

    千年之城，“三王”雄踞

    通海的古代史，可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后杞麓湖东岸以海东遗址、兴义遗址、杨山遗址为代表的贝丘文化，那时通海古人已掌握制陶、铸铜、稻作、养殖、建筑等技术。学者将这段没有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演进的时期称为通海的“史前史”。

    通海的早期历史还经历过一个“史诗时期”。著名作家、学者杨杨在读完哈尼族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后发现，哈尼族先民一路从滇西北向滇中、滇南迁徙途中，曾在通海停留，当地秀丽的山水、好客的居民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后来创作的史诗中，他们就用“那妥”一词来称呼通海。

    扫描、梳理通海的古代史，地方学者的观点通常认为，在史诗时期之后，有一个断层期，很难从国史中找到关于通海的文字记载。杨杨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段时期有鲜活的历史人物，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用“三王之地”来给这段时期的通海贴上一个标签。

    在杨杨的讲述中，“三王”即滇王庄蹻、 町王毋波、大理国国王段思平，同“三王”相关联的是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也正是通海历史文化的“高度”所在。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战国末年，即庄蹻王滇。《元史·地理志》“河西县”（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划归通海县）条目下记载：“县在杞麓湖之南，夷名其地曰休腊。昔庄蹻王其地。”这段记载直接点明了庄蹻到云南之后，最先称王的地方不在滇池，而是杞麓湖南岸。《元史》提及的“休腊”就位于今天通海县河西镇螺吉村螺峰山麓。据通海已故学者王连城考证，元代河西州，后改河西县，故城都在休腊，到了明朝中期县治才迁到今天的普应山下。近日，通海县文物管理所在螺峰山麓做田野考察时，发现了明朝河西故城遗址，是否就是庄蹻王城旧址还需进一步研究。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西汉，即毋波平叛。汉昭帝始元初年，滇中地区的廉头、姑缯、叶榆等地发动大规模起义。西汉王朝历时五年才平息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参与平叛的  町侯毋波因功受封  町王。另据《明史·云南土司传》记载：“临安，古  町国。汉置县。”玉溪的华宁、通海、峨山三县在明清时期皆属临安府管辖。明朝的《天启滇志》“古迹”一节则明确记载：“汉  町县址，在通海县北，即守御所城。”《雍正临安府志》也明确记载：“通海县，汉属牂牁郡  町县地。”

    杨杨在研究通海古城历史的过程中，还从秀山  町王庙为以上的史志记载找到了一个鲜活的注脚：  町王庙内悬挂着一副对联：“祖启土，孙开疆，忠义一门，无愧河山正气；入鸣钟，出列鼎，王侯累代，居然边塞功臣。”这是清代康熙年间云南总督巴锡为  町王庙题写的，联中的“祖”即滇王庄蹻，“孙”即  町王毋波。今天在  町王庙内，我们还能看到祖孙俩的塑像。

    第三个事件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即段思平建国。后晋天福元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三十七部蛮共同讨伐大义宁国国王杨干贞。第二年，杨干贞兵败自缢而死，段思平遂建立大理国。

    段思平从通海起兵之前，曾在秀山神祠（即今之  町王庙）求签许愿，祈求秀山之神助他旗开得胜，事后定在山上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大理国建立后，段思平将通海节度使改为“秀山郡”，在秀山上建了六大庙宇群，即   町王庙、普光寺、启祥宫、慈云寺、清凉台、涌金寺，并在这些寺院中铸造了100多尊铜佛。据云南著名学者罗养儒考证：“秀山神祠，在秀山之麓，为秀山上最古庙宇，与城东富春山上慈济寺，同为大理国段思平所建……”慈济寺位于县城以东的富春山上，当年段思平曾在山下兴修水利、屯兵养马，为建国做准备。

    在以上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除  町县以外，不同的政权先后在通海境内设置过通海都督、通海节度使、通海郡、秀山郡。到了元代，通海作为滇南重镇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境内先后设置过阿僰万户、南路总管府、临元广宣慰司总管府等重要机构。明灭元后，滇南的统治重心南移，明朝廷设置临安府，治所从此移到建水。不过，明清两代，通海依旧是连接滇中、滇南，沟通海外的重要交通枢纽，经济文化又繁荣了数百年。

    百匠之地，百业兴盛

    元代在云南的统治时间不算长，对云南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元朝灭了大理国后，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行省制，云南又回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在通海，除了相继设置的种类繁多的政府机构外，还在曲陀关设置了军事机构——“临安、元江、车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并保留了一批蒙古人的驻军。

    据杨杨的研究，元军的到来，将大批能工巧匠带到通海，最后一起随军在当地落籍。一百多年后，明朝取代了元朝在云南的统治，为了巩固边疆，开始推行军屯、民屯、商屯，同时将江南、闽浙地区的大量移民带到云南。明朝的通海、河西两县，是屯垦戍边的重要地区。今天，很多以“营”命名的村庄，还保留着军屯的历史印迹。考察通海明朝移民中一些大姓的家族史，不难发现，很多家族都有祖传技艺，且都传承了数百年。这也算是通海较早的“技术移民”了。

    通海县杨广镇的蔡家山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明朝洪武初年，蔡氏先祖从福建泉州随明军“移民”，落籍通海后就以打制铜器为生，最初加工油翎帽碟、铜刀把、铜勺，后来发展到加工种类繁多的炊具、餐具、乐器、生活用具、马帮用具等。铓，是一种铜乐器，在云南乃至东南亚，使用铓的地区、民族数不胜数。如今，蔡家山村年近六十的蔡从伟成了硕果仅存的制铓匠人，人送外号“铓锣大王”。

    蔡从伟爱铓，了解铓的历史文化。他做的铓经生意人带到河口，再转卖到越南，或者带到景洪、瑞丽，再转卖到老挝、缅甸。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每年大理三月街，蔡从伟总能在这里找到最好的买家，并以最快的速度将铜货销售一空。

    在通海，像蔡从伟这样隐身山村或某个不起眼的行业的匠人还有很多，他们平时不鸣则已，一旦亮出绝活，总能一鸣惊人。

    资玉明，出生于杨广镇云龙村的一个木匠世家，青年时代就已是远近闻名的木匠。1982年，资玉明组建了一个施工队，承接传统民居建造工程，十多年间带领团队建盖了上百所滇中传统民居。近年来，资玉明先后被授予“掌墨大师”“玉溪工匠”“云岭技能工匠”等省市级荣誉称号。2005年至2008年，资玉明和他的团队承接了通海县文庙街、文星街、文献里、东街、西街大部分传统民居的建设改造工程。资玉明注重保留传统民居的历史风貌特征，同时突出传统民居的功能性，使传统民居更加适应现代人的生活需要。由他主持建造的“毓秀院”民居入选首届“云南名匠”精品展。

    今天，在滇中、滇南一带的农村，传统的民居已被水泥房取代。资玉明对通海传统古建筑这一行却充满信心，凭多年工作经验可知，传统建筑文化有回归的势头。他说：“通海的传统建筑文化太丰富了，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秀山历史文化公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通海古城，这些就是一个传统古建筑博物馆，是通海工匠学艺的活教材。1970年，通海大地震后，秀山上的古建筑受损严重。1979年，通海县开始大规模修缮秀山受损建筑，九龙街道林家营的大批木匠参与了这项修缮工作。后来这批木匠都成了传统古建筑行业最优秀的工匠，并带出了一大批传人。”

    商贾之邑，通达海外

    历史上的通海，能工巧匠辈出，大批工匠造就了当地发达的手工业，城镇市场、乡村集市也因此繁荣起来，县城的主要街道各类商号鳞次栉比，素有“小云南”之称。据通海已故学者许秋山生前的回忆文章《通海县城四十年代的商号简介》可知：在20世纪40年代，通海县城内外各条街道有店名或有姓名的工商业者达254户，由此可见，在那个战乱频繁的年代，通海城中的商业仍十分兴盛。

    通海古城，从规模上来说，只能算是滇南小城。据1992年版《通海县志》的数据：1941年，全县总人口5.6万人，90%以上是农业人口。也就是说，当年县城中大多商号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外部市场。

    通海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李波认为，从古至今，通海就不是一块封闭的边地，其对外的商贸历史，可追溯到兴义贝丘文化时期。在兴义遗址中，曾出土过4枚海贝，其埋藏的文化层距今约3500年。可以肯定是，这些海贝来自遥远的海洋，并且是作为货币在通海古代族群中流通使用。也就是说，在从滇中到中南半岛的东南亚沿海国家，再到南亚、西亚地区，一条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道早已存在。这条国际通道在西汉前称为“滇越进桑道”，在东汉称为“麋冷水道”，到了唐代则称“通海城路”和“步头路”，两条路都途经通海，过了通海后，前者仍是陆路，后者改走元江水道，两条路在今河口县交会，进入安南（今越南）境内，合为红河水道，这是唐朝统治我国西南与安南的重要交通要道。

    以上这些古道，后世学者都统一归入不同历史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范畴。“通海”之名最早见于南诏国时期的“通海都督”“通海镇”“通海城路”等地理名词，有“通江达海”之意，与这条古丝路密切相关。

   “通江达海”的“通江”指途经通海的古丝路与古代的仆水，“仆水”即今天的元江―红河段。“达海”指古丝路延伸到越南河内后，并未终止，还可与越南的港口相通，最终在红河入海口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

    李波曾经多次陪同专家、学者考察过这条古道穿越通海留下的历史遗迹。从通海城出发，首先经过的是城东刘家坝的白塔心，然后到达中铺村。这个村位于通海城与建水县曲江镇这段古道的中间位置，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驿站。过了中铺，有一道关隘，称为侯家箐，现在还能看到城楼、古桥、古碑。在一块清代光绪年间的石碑上，李波读到一段关于通海老字号调鼎斋捐银五两修路的记载。李波认为，调鼎斋生产的酱油等产品及其他通海特产，以及滇南、东南亚地区出产的食盐、茶叶、皮革、名贵药材都经过这条古道贩运。历史上，佛教文化也可能是从这条古道传入通海的，秀山众多的古代寺院，是古代通海佛教兴盛的一个重要佐证。

    礼乐之邦，美名传扬

    通海古城的文化，是集秀山、古城、杞麓湖“山城湖于一体”的。“山”处于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位置，因为山中留存下来的文化印迹是最古老、最丰富的。秀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  町王毋波治理通海时期。传说，他施惠政于民，与民同乐，最早在秀山上开辟园林，后世称之为“  町园”，其遗址位于秀山山腰天镜楼以西的院子。到了大理国时期，段思平建国后，为了还愿，兴修寺院，铸造铜佛，佛教开始兴盛。据说段思平信佛，曾在秀山出家，法号“玉隐”。为此，大理国还将秀山更名为“玉隐山”。前些年，秀山出土过一块大理国时期的火葬墓碑，“玉隐山”三字就出现在碑刻上。

    秀山文化研究学会会长林启龙对秀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他认为：秀山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多种文化共存共生。儒、释、道三种文化同处于一山，却能相安无事上千年。其中涌金寺、清凉台等庙宇体现的是释家文化；三元宫、玉皇阁体现的是道家文化；山脚下的文庙归入儒家文化的范畴。第二个特别是秀山拥有丰富的古建筑文化。其中涌金寺的古柏阁是宋代“营造法式”风格的斗拱建筑，普光寺的是观堂则体现了元代通海人的建筑智慧，是典型的元代建筑，具有很好的抗震效果。第三个特点便是秀山的匾联文化。秀山的匾联，名家众多，佳作迭出，素有“匾山联海”的美誉。“孤城临水背依山，忆在江南烟雨间”“斗酒狂邀千里月，片帆飞渡杞湖秋”“惠我双湖”“湖山烟雨”……这样的名诗、名联、名匾，将通海的山、城、湖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

    通海久负盛名的是礼乐文化。据志书记载，乾隆二十八年，通海发生地震，城楼、城墙都有倒塌。县令朱阳将古城修复一新后，欣然留下一块石匾，上书“礼乐名邦”，并镶嵌在南门外的照壁上。后来古城拆除，“礼乐名邦”匾移到通海文庙的照壁上。通海“礼乐名邦”的美名因这块石匾而传扬四方，老一辈的通海人教育外出工作、学习的子孙常常会说：“你是从‘礼乐名邦’来的，要知礼仪、懂礼数，不能给通海人丢脸。”

    由礼乐文化衍生出来的还有洞经古乐文化。林启龙说，历史上，通海的洞经古乐出现的时间较早，且洞经班会多、乐器全，唐诗宋词元曲的名篇佳作都可融入其中，古代的通海正是用这种音乐、文学形式来引导人、教育人。

    今天的通海拥有久远且可考的历史、鲜活而生动的文化，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桂冠，这是通海之幸。当然，我们也清楚，小巧玲珑、明媚秀气的通海更需要无微不至的呵护。

    一年来，通海县积极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不断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名城保护工作已经展开：健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机制，不断完善规划体系，严格控制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累计投入5.62亿元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修缮和完善基础设施；实施17条历史街巷的雨污分流、供水消防、强弱电入地及亮化景观提升；铺设青石路面2万多平方米，进一步完善老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服务功能；组建秀山古城专职消防队，用于兼顾秀山古建筑群及老城区的消防安全，提升应对火灾风险能力。

    我们相信，千年古城通海，未来可期。（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传兵/文  曾梦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