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下午，在纪念云南李家山古墓群考古发现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百余名专家学者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就青铜时代的玉玦、云南发现的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李家山24号墓的年代问题、滇池盆地与玉溪“三湖”盆地青铜时代聚落遗址的对比分析、滇文化的凸瓣铜盒等多个课题进行深入讨论，进一步研究、挖掘、阐释古滇青铜文化的代表——云南李家山古墓群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分组讨论部分专家学者观点摘要如下：

一字格铜剑的分布、形成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杨勇

一字格铜剑是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较为常见也是极富地域特色的青铜兵器种类之一，在广西西部和越南北部亦有发现，其基本特征是剑格呈平直的长条片状，从侧面看形如“一”字。一字格铜剑出土数量多，分布也广。一字格铜剑类型很多，年代主要在西汉至东汉初期，尤以西汉中晚期最为流行，但也有些可早到战国时期。使用一字格铜剑的主要是“西南夷”中的部分族群，另外还有西瓯、乌浒、骆越等。而制作一字格铜剑的族群主要有滇、漏卧和骆越等，夜郎可能也属这类族群。与之相应，滇池地区、滇东―黔西南、越南北部这三个地区是当时一字格铜剑的重要产地或制作中心。西南地区一字格铜剑的形成和发展，在某些方面可能曾受到过岭南弓形格铜剑的影响。另外，一字格铜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很可能与无胡铜戈、曲刃铜矛等兵器有过形制、结构方面的相互影响，这三者在分布地域上有一定的重合。

云南发现的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蒋志龙

在西南边疆的云南，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文化，但这些文化和文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但囿于考古材料的发现，一直以来，大家普遍认为云南的青铜文化比其他地区后进。近年来，随着云南考古工作的进展，发现一些新材料有助于我们对云南商周时期考古遗存的认识，这是一次初步尝试。

通海海东遗址渔猎经济延续到青铜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吕鹏

湖滨贝丘遗址是我国主要贝丘遗址类型之一，集中分布于云南，具体区域包括滇池、三湖（抚仙湖、星云湖和杞麓湖）和洱海，遗址数量30余处。就其文化类型而言，主体属于石寨山类型、海东村类型，一些贝丘遗址持续的时间可以延续至青铜时代乃至东汉早期。

遗址里出土的几乎所有螺壳顶部被敲通成一小圆孔的现象，结合与现代滇池附近居民挑食螺肉的方法相同的情况，研究者认为这些贝丘均为人为食用这些螺类所致。关于其生业模式和社会状况，以通海海东遗址为例：当时居民定居生活，居住在食用过的螺壳堆积之上，主要从事捕捞螺蛳、鱼和打猎等生产活动，没有证据表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可能存在家畜饲养活动，螺壳层为主要的居住、活动场所，当时存在工作分工，已进入氏族社会阶段。渔猎经济似乎延续到了青铜时代。

李家山24号墓的年代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李小瑞

李家山古墓群1972年第一次考古发掘，以出土“牛虎铜案”为代表器物的李家山24号墓，无论是墓葬形制、随葬品规格及数量都可媲美1956年发掘的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自此，李家山古墓群成为重要的滇文化墓地之一。学界对于以24号墓为代表的滇文化早期墓葬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通过将李家山24号墓、呈贡天子庙41号墓、昆明羊甫头19号墓、147号墓及113号墓中的随葬器物组合进行考古类型学对比，并结合C14测年数据，判断李家山24号墓的年代相当于昆明羊甫头墓地分期的第二期，即战国末期至秦汉。

磷铜矿是大自然对古滇国的特别馈赠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王丽明

根据云南60余年考古发掘古滇国的考古遗存，最著名的是三处墓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以及昆明羊甫头，都出土形制一致的绿色饰品，所有考古报告无一例外地将这种绿色饰品的材质描述为绿松石和孔雀石。

通过采集古滇国出土“绿松石”样品，请北京大学检测的结论，综合进行分析，对古滇国各类绿色珠子的制作材料得出了新的结论：数量最多的珠子既非绿松石也非孔雀石，而是大自然对古滇国的特别馈赠——磷铜矿。

李家山出土的管形耳铜铃蕴藏着的信息

四川大学教授  赵德云

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12件管形耳铜铃，年代约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均出土于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男性墓，主要是作为马铃，管形耳是用来穿缀绳索，用于悬挂于马身，铃内置木舌或铜舌以发声。周边地区发现不少类似的出土品或采集品，出土品均素面，年代均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采集品除素面外，多数器身满布抽象花纹，似乎是在表现某种场景。

从素面到具有纹饰者，形制上具有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带纹饰的标本，年代都应晚于东汉初期，下限极有可能要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学材料表明，不少管形耳铜铃成为近现代彝族毕摩法具。从滇文化区马具到彝族毕摩法具的发展历程，转型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学、民族学信息。

新时代新征程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之路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方

对于李家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坚持保护第一，切实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深入挖掘价值，加强遗址内涵研究；创新策展理念，联合策展办展；拓宽推广传播新空间；创新智慧管理新路径。

未来，考古遗址公园仍需坚持以考古发现成果为支撑，以遗址研究为基础，以价值挖掘与内涵元素提炼为根本，以多元展示和跨界合作为途径，向公众阐释遗址及文化内涵，创新服务意识，使文物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人民，让历史文化遗产持续焕发蓬勃活力，让文物和遗址“活”起来，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修复牛虎铜案用了两个月

李家山第一次考古工作队队员  张永康

著名的牛虎铜案出于李家山24号墓，牛虎铜案这件大型而独特的发现出人意料，出土时铜案已散碎成20多块，但硕大的牛头、老虎、案身和下部连接的支架则清晰可见。在M24的清理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一位穿着和我们差不多样式的劳动布工作服的老同志突然跳进墓坑里近距离观看发掘，我们立即阻止并让他上去。那位老同志很不高兴地说：“大家都是挖铜的嘛！”问他工作单位，说是“东川铜矿”的。大家知道，东川铜矿当时的确是个采铜冶铜的大单位。后来我们听到上山参观的人说，早街村村民和附近老百姓都把我们称为“挖铜的老工人”。

这件牛虎铜案打成6个包，装在一个较大的蔑制箩筐里。后来回到昆明，经过两个多月的室内整理，牛虎铜案交到修复组，经王宝元老师用了两个月时间修复，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牛虎铜案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樊海涛

牛虎铜案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闻名，它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牛虎铜案只是一种相对通俗易懂的命名，它正确的名称应该是汪宁生先生所提倡的“牛虎铜俎”，牛虎铜案无论形制、用途均与“俎”同。

牛虎铜案是滇国工匠秉承王侯贵族的意志而作，其中包括的一些滇国特有的“文化符号”，我们目前已经可以认知并初步解读——虎为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噬牛既是现实世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这一生命终极命题的认识与理解——小牛从大牛腹下走出，与其解释为“护犊”，不如说是代表着“新生”，是生命的一种新陈代谢；“大牛”作为牺牲死亡的目的是为了“催生”新的财富与生命——小牛。牛虎铜案既包含了“死亡”，又孕育了“新生”，巧妙地通过“牛”这一特殊媒介来表达稻作民族对财富、生命、风调雨顺、牲畜繁衍、国泰民安等愿望的渴求。

牛虎铜案是滇人原始巫术思维的生动展示，它以稻作民族对牛这种大型牲畜的重视为基础，通过献祭牛牲的手段，用死亡和新生的转换过程，体现了获得年成丰稔、牲畜繁衍的美好愿望。小牛从大牛腹下走出，隐喻了生命的新陈代谢。

要把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有机结合

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杨泽红

大遗址是我国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主体。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如何保护好李家山古墓群大遗址是玉溪乃至云南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难题和任务。从目前工作情况看，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大遗址保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遗址丰富的文物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要把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有机结合，在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共同推进玉溪市大遗址保护工作顺利开展。“要确实大遗址保护的政府行为，制定大遗址总体保护规划，搞好大遗址的调查、考古发掘工作，借鉴他山之石搞好遗址公园建设，加强大遗址法规建设。”杨泽红说。（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传兵  顾世丹  李艾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