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演讲现场。

8月13日，纪念云南李家山古墓群考古发现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玉溪举行。当天上午，来自国内外的6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委会主任白云翔以考古学的视角，论述了李家山青铜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孙华则用鲜活的考古材料介绍了云南高原上青铜文明的诞生过程；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关注了古滇国的铜鼓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的地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戴宗品回顾了李家山考古发现五十年以来取得的研究成果；国际著名学者杰西卡·罗森爵士，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以视频方式为该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6位专家学者的主旨发言摘登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委会主任  白云翔

李家山青铜文明经历上百年“汉夷融合”

李家山青铜文明经历了从“多元”到“一体”的演进。以汉武帝元封二年设置益州郡为界，可分为前郡县时期和汉郡县时期。

在前郡县时期，李家山青铜文明非常发达，具体表现为：稻作农业、渔猎、纺织业都很发达，出现了“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青铜冶铸业发达，手工业与农业发生分离；商品交换与农业和手工业发生分离，出现了以海贝为“货币”的商品交换；当地的居民居住干栏式和井干式房屋，身着丰富多彩的服饰，流行复杂多样的人体装饰；与邻近地区乃至遥远的域外的交往和交流，战争或部落间的争斗多有发生，当地居民有“尚武”之风。

当时的李家山青铜文明是中华大地上诸多古文明中的“一元”。

汉郡县时期是“汉夷融合”时期。在西汉中晚期，李家山墓葬仍然出土大量滇文化传统器物，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各种铜铁复合器大量出现，表明铁器的应用迅速扩展。来自中原或具有汉文化特征的器物出现。到了东汉前期，具有本地特色的铜生产工具和兵器武备大多依然流行，但具有本地特色的铜戈、铜啄、铜殳等兵器，铜鼓、铜贮贝器、铜执伞俑等礼乐仪仗及丧葬器具等不再出现，来自中原及邻近地区的汉器和汉式器的种类进一步增多，如铜熏炉、刀形铁锯等；随葬海贝习俗已不见，而代之以用五铢钱随葬，这一丧葬习俗的变化实际上是社会生活中用作交换的货币的海贝已经由汉朝法定铜铸币取而代之的直接反映。

李家山墓地的出土器物直接反映出中原“汉式”文化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而传统滇文化由多到少、由盛而衰的递变规律，初步勾画出当地青铜文明逐步融入中华文明洪流之中的历史图景。

可见历经上百年的“汉夷融合”，当地古文明已经融入整个中华文明之中，但当地古文明的传统依然在延续，当地居民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当地或本部族的特色。正因为如此，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表现出“和而不同”的突出特征，表现得更为绚丽斑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孙华

云南高原在35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

在云南高原，新石器早期的文化是云南西部的以永平县新光村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其年代为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前后。

在相当于云南高原新石器文化第二期的时候，在云南中东部地区，分布着不同于西北部地区新光村文化的一种文化。该文化以前被称之为“海东类型遗存”，建议以通海县兴义村遗址的第一期遗存为代表，称之为“兴义村文化”，该遗址为贝丘遗址，文化堆积深厚，可以分为三期，属于三种不同的文化。其中第一期的典型陶器为侈口绳纹圜底罐、直领圈足罐、小口小底瓶等。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受到来自西北高原和四川盆地方向的双重影响，云南高原进入了青铜时代。

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前后，四川盆地是三星堆文化的分布区。三星堆国家强力扩张，其势力范围向南深入到了云南高原北部。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埋藏坑的大量象牙有些来自云南，三星堆文化也应当影响到了云南高原。

在这个时期，云南高原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冶金工业，在西起盐源盆地、东至昭鲁盆地都出现了青铜文化。在通海兴义村遗址这一时期的堆积中发现了小件铜器和孔雀石、炼渣、石范等，说明该文化的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

受到新石器文化格局的影响，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云南高原也大致分布着三种青铜文化。它们自西北向东南分别是：白羊村文化（银梭岛文化）、鸡公山文化（野石山文化、高坡文化）、古城村文化（兴义二期文化）。其中，在滇中地区原兴义村文化的故地兴起的“兴义二期文化”，典型陶器主要是盘口圜底釜、盘口罐、带流罐、子口矮柄豆、乳钉钵等。兴义村遗址第二期的碳化橡子经过碳十四测年，其年代在公元前1456年至公元前1389年。

云南高原的青铜文化产生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上述几种文化都保持缓慢发展的状态，文化格局也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到了公元前500年以后，随着西北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向南传播，以及四川盆地巴蜀文化的逐渐走向繁盛，云南高原西部的青铜文化也趋于复杂化。多种埋葬习俗的墓葬出现，青铜器数量逐渐增多，终于在云南高原形成了多个区域中心：苍洱地区的大波那遗址、楚雄盆地的万家坝墓地、滇池地区的河泊所遗址、江川坝子的李家山墓地等，云南青铜文化发展到了高峰。 

武汉大学教授  张昌平

以铜鼓为特质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进入文明阶段，生产技术和装饰品是可以冲破社会价值观念，实现跨文化传播，特别是装饰品可以在社会高层快速传播。因此，装饰品所代表的外来文化越多，越意味着文化交流的频繁。

外来文化是站在中原中心的视角，像李家山、石寨山青铜文化从研究的角度，往往不会成为学术热点，但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公元前2世纪的世界文明，以云贵高原及以南地区，以铜鼓为特质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说到古滇青铜文化，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三星堆文化，这两个边地文明，与中原文明关系密切但面貌迥异，文明高峰爆发式形成但持续时间不长。

我们能够看到，在战国晚期往西北方向、东南方向等不同方向都有一些和云南的交流，云南自己也有其他的渠道获取很多资源。李家山和石寨山因为有一些外来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输入到中原，由此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机会，所以迎来一个所谓的爆发式的发展。而到了汉武帝以后，从国家层面打通了所有的资源需求，滇文化就衰落了。

国际著名学者  杰西卡·罗森爵士

李家山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几十年前，当我还是初级馆长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云南发现了一些著名的青铜器，高级馆长们都对那些不同寻常的青铜器很感兴趣，还向我介绍了它们的意义和特点。今天能够与你们一起庆祝李家山古墓群考古发现，深入了解云南青铜器，我感到非常荣幸。云南是一块宝地，湖光山色，树木繁茂，鲜花盛开，它坐落于四川省南部山区与越南缅甸之间，一路向北，山脉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高地和周边地区。2017年，我有幸与徐天进教授和一些牛津大学的同事到访云南，我们去了李家山和那里的博物馆，还去了位于昆明的云南省博物馆，我们了解到西南地区在战国时期和汉代有这种特别有趣且不同寻常的文化，通过对比中原青铜器和李家山青铜器，我们看到了野生和驯化的动物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这都让我们对古代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博物馆中精美的青铜器为我们展现了骑马和狩猎的场景，它们让我们想起了遥远的北方，遥远的中原地区，它们显示着与北方的重要交流。而在黄金和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又让我们看到了来自南方的技艺。云南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李家山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历史上，李家山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我对这次的庆祝活动表示祝贺，祝愿本次会议和今后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许杰

李家山是古滇国的中心区域

云南历来都是多民族、多文化，以及遗址碰撞融合的中心地区，并由此诞生了多彩的滇文化。李家山地处滇中高原的南部，是古滇国的中心区域。这可以从1972年以来，多次发现的文物中得到体现，这些文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比如牛虎铜案，它不仅是国宝级的文物，也是中国艺术的典范。同时，它又是世界文化的精品。我个人曾于10多年前到云南各地考察滇文化和其他古代文化的遗迹、文物，如果我能为云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我将不遗余力。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  戴宗品

古滇国族属是“多源而多元”的

云南李家山于1972年和199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青铜文物4000余件（套）。

早在昆明石寨山第一次考古报告发表的同时，有学者就认识到，需要对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进行探讨，最早提出了椎髻的“滇族”（爨氏为其一）、辫发的“昆明”或“嶲（xi）”。

也有按发型分为椎髻者、辫发者、结髻者、螺髻者，分别对应“靡莫之属”“昆明之属”“夷越”之越（黑金银齿）、“盘瓠之裔”。也有学者认为滇王国的主体民族是濮人，至少说明滇池区域有濮人居住。

近年来，又有学者主张按照氐羌系统、百濮系统等划分方法，先氐后濮，以濮为主。

上一辈学者根据石寨山、李家山出土铜器人物形象解读了滇文化人物的身份及场景。李家山墓地中发现的青铜人物图像数量多达198个，有173个着衣人物图像，相关器物47件。石寨山在70余件器物上出现400余个人物形象。

对比石寨山出土的人物形象，共同展示了古滇时期的人物社会身份，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已经形成了统治阶层，可能包括神权的祭祀阶层和世俗的武士阶层，他们都戴着宽大厚重的玉镯，并以此为身份标识。过去，对一部分贮贝器装饰主题的解读多停留于“祭祀”主题。现在来看，其中很大一部分应该解释为“宴飨”“集市”两个古滇国社会生活主要场景的叙事表达。

参考近年来的新考古资料并综合既往对青铜器人物形象释读的成果分析，比较可靠地提供了古滇国族属的构成，这是一个复杂的并且变化的构成关系。

通海兴义遗址年代为商周时期，是以滨水而居的华南越文化为特征的贝丘遗存，陶器的带流水器、石器的有段有肩、巨大的螺壳贝丘是其基本的特征，滇文化对此类因素有大量的继承关系。

但滇文化时期的骑马人物形象、草原动物纹艺术、平底陶器的流行更多显示出川西氐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暗示这一时期他们已经居于主导地位，成了古滇国的主要统治阶层，但铜鼓、同期线刻纹样中也出现了越文化元素。连同海贝、印度铅螺饰片、钾钙（钠）玻璃、蚀花肉红石髓珠、胡人形象等显示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人员与物品。加上中原文化的器物则经历了由少到多，最后居于主流的变化过程。与三星堆-金砂、北方草原、南亚东南亚总体看来，滇文化反映的古滇国其族属与文化是变化的，也是“多源而多元”的。  

（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传斌 顾世丹 李艾丽／文　蒋跃 李艾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