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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国歌精神 厚植爱国情怀

□  王志雄

我们中国有一首歌,大家必须站着唱,必须站着听。如果问,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有位80多岁的老人在《人民日报》的回忆文章说,中国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伤亡3500多万人,损失1000多亿美元的财产。最终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记忆。我们知道,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那时,我们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义勇军进行曲》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极其高昂雄壮的音乐旋律,团结凝聚了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发出了“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中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汇聚成抗战救国的巨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要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我们要领会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国歌是民族的灵魂。国歌与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一次次奏响,每当听到这首中华民族的战歌时,我们的心情就会激荡起来,我们的热血就会沸腾起来,我们的精神就会振奋起来,我们的力量就会凝聚起来,我们中国人就会团结起来,我们就会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无比的自豪,无比的骄傲。    

一个名字——聂耳,是一个永恒的记忆。2006年6月,一群著名作家到玉溪采风,参观聂耳故居后,作家张笑天不假思索地泼墨写下了四个大字:中华之声。是啊!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清晨飘荡的雄壮音符,正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创作的国歌啊。

聂耳是1930年7月到上海的,先在云南人开办的“云丰申庄”当店员,月工资15元,生活清苦。然而,聂耳并没有被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吓倒,而是利用当店员的身份,广泛结交朋友,立住脚跟,主动融入大上海的社会环境中……不久,经友人介绍,聂耳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积极参加抗日游行活动,在抗日救国活动中经受锻炼,逐步变得成熟稳重……从聂耳的日记、书信,我们就能看到他的爱国主义情怀。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的近郊,聂耳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十分同情那些受到战火摧残而逃难的同胞,他在日记中写道:“看了这些惨痛的景象,心里难过起来。”“不知道他们怎样去找一块安心的土地?!”20岁的聂耳,写出了这样深刻的话语,说明他心中装着人民,心中装着祖国,聂耳选择了一条爱国爱民的革命道路。聂耳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一向总是报着一个正当的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聂耳经受革命实践的锻炼,学会了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在聂耳人生旅途中显得十分重要。

田汉说:“聂耳一直仰慕党,寻找党。”1933年春,21岁的聂耳在上海“左翼”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摄影棚内,由“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同志介绍,夏衍同志监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入党后,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左翼”革命文艺活动中,田汉成了聂耳的老师和新密战友。聂耳,匆匆却又永恒。聂耳短暂的一生创作了35首革命新兴歌曲,其中三分之一是田汉作的词。聂耳遇到田汉之后,开启了他革命新兴歌曲创作最为光辉的道路。聂耳为我们留下的作品是宝贵的,他的作品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1934年,面对残酷的抗日战争形势,上海“左翼”戏剧联盟家负责人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为了尽快恢复电影宣传阵地,团结民众共同抗日救国,增强抗战力量,组织成立了电影公司,奋力创作抗战救国的大众电影。1935年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要写一首主题歌。不料,1935年2月,田汉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抓走了。田汉在被捕之前,匆忙在香烟衬纸上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为了尽快开拍影片《风云儿女》,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决定由夏衍同志根据田汉留下的故事概况改写电影剧本。

新中国建立后,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章,生动记述了聂耳要求为《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时的情景:

聂耳很快地对夏衍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夏衍开口,聂耳又重复了一遍:“作曲交给我,我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夏衍看着年轻共产党员聂耳的请求,十分信任地把写好的《风云儿女》剧本交给了聂耳。聂耳拿着剧本回到宿舍,一口气读完,完全被剧本里的情景所震撼,主人公抗击日寇、舍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使聂耳感动万分……

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至今已经有87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只能从聂耳的自述中体会他当时创作的心境:我写这首曲子的时候,感情很激动,创作的冲动像潮水一样从思绪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一气呵成,两夜的功夫就写好了。我几乎废寝忘食,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在钢琴前弹奏,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两天两夜,闹得房东老太以为我发了疯……

东北义勇军的英雄儿女抗日救国的壮烈情景和爱国热忱,催生了聂耳心中《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章说,有一天,聂耳找到我,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对我说:“老兄,好啦!《义勇军进行曲》谱好啦!”边说边在桌子上打着拍子唱了一遍又一遍……“好极啦!”许幸之看着聂耳火一样的热情,心中快乐极了。

1935年8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七期封面。

1935年8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七期封面。

1935年2月,继田汉、阳翰笙等“左翼”革命文艺家被捕后,1935年4月,又传来国民党反动当局要抓捕聂耳的消息,“左翼”地下党组织为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年轻战士,决定帮助聂耳经日本去苏联及欧洲学习考察,暂时出去躲避一段时间。1935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东渡日本;1935年4月底,聂耳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稿从日本寄回上海,由孙师毅、司徒慧敏交给《风云儿女》摄制组。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在音乐家任光同志主持下,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成唱片。随后,《中华日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词谱。1935年5月24日,影片《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剧院首映。《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战歌,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各类报纸杂志的宣传,特别是随着全国抗日救国歌咏活动的开展,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发出了“不做亡国奴”的怒吼,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志气,唤起了中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基。

1935年12月出版的《聂耳纪念集》封面。

1935年12月出版的《聂耳纪念集》封面。

聂耳是人民的知音,聂耳的歌,为人民大众呐喊,与人民共命运,他是为民呐喊的歌手;聂耳是时代的号角,聂耳的歌,是反对侵略的战歌,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鼓,他是为国而歌的旗手;聂耳是爱国的精英,聂耳的歌,团结凝聚起一大批英雄儿女,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为党奋斗的战士。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我们要传承聂耳艺术创新的时代精神,艺术创新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聂耳自学成才的奋斗精神,刻苦奋斗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云南省委明确提出:打造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和先进文化内涵的聂耳音乐品牌。玉溪是聂耳故乡,聂耳是中国的骄傲。我们要打造聂耳文化品牌,传承聂耳爱国精神,让玉溪成为国际国内音乐艺术交流的窗口,把玉溪建设成为聂耳音乐之乡,让玉溪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本文配图来源: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编辑:刘玉霞   审核: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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