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111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聂耳故乡——玉溪，用隆重、热烈的方式纪念、缅怀这位玉溪之子、音乐之子。“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在聂耳广场举行，《聂耳故乡 玉溪回响》红色音乐党课在聂耳大剧院举办……

　　本报推出纪念专版，讲述聂耳生平事迹，回顾2022年以来玉溪市打造“聂耳故乡 红色之城 音乐之都”的重要举措、重要活动，继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赓续红色血脉，推进聂耳文化品牌建设，激励全市人民从中汲取力量，奋发有为、砥砺前行。

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玉溪市聂耳广场。 通讯员 潘泉 摄

2023年2月14日，我们迎来了国歌曲作者——聂耳的111周年诞辰。聂耳的一生只有短短二十三个春秋，但他自立自强、热爱学习，他不断进步、心系国家，他努力创作、为国而歌，让音乐的光芒照耀着一代代后人……

聂耳肖像。（资料图）

进步思想萌芽

玉溪中心城区熙熙攘攘的北门街上，聂耳故居便“身”处其中，这是聂耳父母早年在玉溪的居所。为了养家糊口，聂耳父亲带着妻儿迁至昆明。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于昆明城甬道街的“成春堂”，这是聂耳父亲经营的一家中药铺。聂耳四岁时，其父亲因操劳过度去世，从此，聂耳在母亲的教育和监督下成长。聂耳的母亲是玉溪峨山的傣族妇女，在教导聂耳的过程中，经常给他唱花灯调、扬琴调的曲子，并把许多传说故事说给他听，自幼就在他心灵深处种下了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种子。

上小学期间，聂耳就对音乐和文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会主动向木匠师傅学习吹笛子，又积极跟老师学习拉二胡、弹三弦、弹月琴，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玉溪市聂耳研究专家崎松介绍。

1925年，聂耳小学毕业，母亲带着他和兄弟回玉溪峨山探亲，平坦的坝子、低矮的土掌房、外公与众不同的服饰以及外公不时讲起的傣话，都引起他的巨大好奇，让他对傣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5年春，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阶段，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各种进步思想对聂耳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广泛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文艺活动，学唱中外革命歌曲，并热情地投入到进步活动中。

1927年，聂耳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的“外国语组”学习英语。在这期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同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云南的反动势力也进行了“清党”的罪恶勾当，聂耳目睹了共产党员的牺牲。为追求真理，1928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持续学习革命理论。

1928年冬天，范石生的十六军在昆明公开招募学生军，聂耳便报了名。同年11月30日聂耳离开昆明来到湖南，编入新兵队受训。在军队期间，聂耳认识到旧军队的黑暗与腐朽，随后，他几经辗转于1929年回到昆明，继续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期间，聂耳对音乐和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烈，在《聂耳日记》一书里便可窥见一二。

1927年12月3日，路上遇到了Cong君，我们到他家里一起演奏音乐……

1927年12月4日，在这路上的一幢房子里传出一个外国人在弹钢琴的声音。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我到学校去演话剧……

1927年12月5日，我到教育会去看了一本音乐书……

每天寥寥数语，但总能看见“音乐”二字，此时音乐已成了聂耳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929年7月，滇军军阀内讧，搬运军火备战引发大爆炸，灾情严重，聂耳等进步学生参加了“济难会”组织的革命斗争。

1930年5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始镇压进步学生，聂耳被列入黑名单。此时，刚好有位商人请聂耳三哥聂叙伦到上海“云丰申庄”做会计，聂耳便顶替三哥前往，奔赴上海。

斗争精神升华

此时的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进步思潮最为活跃之地，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及买办势力的大本营。矛盾的环境和乏味的生活让聂耳感到彷徨和无助，他不愿就此沉沦，因此时常参加革命活动，自学革命文艺理论，苦练小提琴，努力实现自我进步。到上海才两个多月的时间，聂耳就经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团体“反帝大同盟”，积极投入革命。聂耳的思想和创作在此时又得到了进步。

1930年10月19日聂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微小的力量不能说没有，但总不如更深一层地往前跑，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

1931年，“云丰申庄”倒闭，聂耳失业了。因缘际会，聂耳在找工作期间参加了联华歌舞学校招生考试，很快被录取，成为学校乐队的练习生。崎松说：“当时，能在这样一个专业音乐团体里演奏是他梦寐以求的。此后，聂耳开始在一个新的音乐天地里翱翔、奋斗，他努力练习小提琴，也开始接触更多的音乐类型，这极大丰富了聂耳的音乐知识，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也是这个时期，聂耳开始尝试创作音乐。但是，整日演奏、跑龙套的生活，让聂耳迷茫，缺乏灵感，找不到突破口。”崎松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给聂耳带来极大的触动，他时刻关注着形势变化。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爆发，聂耳目睹了日本的侵略罪行，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艺术家应该要走的路。

此时，聂耳认识了当时“左翼剧联”的负责人之一田汉，又通过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组织的引导下，聂耳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他的思想得到了飞速进步和提高，对自己、对中国艺术的前途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写电影剧本、音乐评论，其中《中国歌舞短论》充分显示了聂耳的革命胆识和艺术远见。

1933年春，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誓，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聂耳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斗争中。入党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聂耳先后创作了《金蛇狂舞》《山国情侣》《渔光曲》《开矿歌》等几十首音乐作品，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 

那么，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诞生的呢？

据崎松介绍，1934年春的某一天，田汉受邀参加一家影片公司的会议，承担了其中一个剧本的写作，该剧便是讲述知识分子由象牙塔走向抗日战场的《风云儿女》。可惜的是，电影故事还未来得及改写成剧本，田汉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随后，夏衍接手了剧本创作，并把作曲的任务交到聂耳手里。

《风云儿女》的主线是号召文艺青年起来抗战的。因此，为了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聂耳夜以继日地创作，时而在桌上打拍子，时而弹钢琴，时而歌唱……终于，在一天清晨，聂耳敲开了《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的家门，告知《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激昂、嘹亮的歌声唱出来时，深深打动了许幸之的心。为了让《义勇军进行曲》的效果更好，情绪更饱满强烈，聂耳和许幸之又对音符逐个地演唱、修改，修改、演唱……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进行逮捕。1935年4月1日，反动派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传来，党组织为保护聂耳，决定让他东渡日本，再去欧洲、苏联学习。

4月15日，聂耳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到日本之后，聂耳又对《义勇军进行曲》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将修改好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了上海。《风云儿女》上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投身抗日救国的青年男女，爱国老人、国际友人都在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了鼓舞士气、激励民众的抗日战歌。

同一时期，在日本的聂耳积极学习日语，并观摩日本歌剧、话剧、舞剧及音乐会演出，学习更多的音乐知识。1935年7月17日，聂耳与友人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时年仅23岁。

表现了时代精神

聂耳遇难的消息传来，爱国进步青年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人民音乐家感到痛惜和哀伤，聂耳的亲属、好友在数十种国内外报纸杂志上发表回忆录，表达对这位为开拓、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音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音乐家深切悼念。可见世人对聂耳的评价之高。

我国音乐理论家汪毓和在他所著的《聂耳评传》里写道：“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内容要求有新的艺术形式，曲作家也要创作新的更能容纳澎湃的热情的歌曲。聂耳面临这一艰巨任务，他以惊人的天才和勇敢，出色地去探索能够适应自由体新诗的新的歌曲形式和新的乐思展开的结构原则。《义勇军进行曲》无论是其内容、感情以及语言都是佳作，但是要把它谱成歌曲却非易事。因为按照惯用的各种歌曲形式结构，无法适应这样一首几乎没有相同数字的诗行、又难分段的自由体诗歌。聂耳正是运用了这种以短小动机作一贯发展的方法，又巧妙地运用主题的呈示、展开和再现的原则，把这样一首典型的自由体新诗以音乐的形式重新结构成既有统一的乐思，又有动力性发展的、一气呵成的严密整体。这种在歌曲艺术结构上的大胆创新，确实是令人赞叹的。这首歌曲的内容紧密结合了时代的需要、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坚强意志，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文联原主席周巍峙在纪念聂耳诞辰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者的道路》中认为，聂耳的歌曲是时代的号角，人民的战歌。聂耳开创了一条新的音乐道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的歌曲，以其鲜明的深刻的时代精神，获得了不朽的历史价值。在他的歌曲中，战斗性特征和号召力量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歌曲创作领域中绽开的最美的花朵。聂耳的音乐创作的巨大价值，就在于表现了时代精神，在于反映了那个时代前进的潮流，以及亿万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激励一代代中国人

1944年7月17日，云南《正义报》“大千”副刊报道，在同盟国胜利之日向全世界广播的各国优秀歌曲中，中国当选的歌曲就是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画家徐悲鸿在会上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认为这首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最后，毛泽东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最终决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涉及国歌的条文做了修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写入宪法。

2017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聂耳只有二十三年的短暂人生，却勇担中国新音乐运动“开路先锋”，把《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聂耳逝世已经八十余年，但是他创造的音乐光芒却穿越时空的阻隔，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进！前进！前进！进！”（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