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钦旗正

不管出去还是回来，路只有一条。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正盯着路上的小麦。

小麦当然长在田里，但最后会干在路上。割麦，捆扎，晾晒，再搬到马路上，等待着路过的车辆对它进行最后的“收割”，粮食不再藏在麦芒里，空气当中都是裸露的收获的气息。等到傍晚，爷爷推手推车把秸秆送到牛圈，母亲将谷粒堆成小小的山，然后像盖被子一样盖上塑料布。远远看去，马路恢复了原本的样子，只是路边多了一排整齐的小山包。

这是2006年，我10岁，读不懂父亲那句话的意思，却觉得，这里的人们不管走出去多远都不会迷路。路边的“山包”就是黑暗里的灯塔，为每一个外出的乡亲指引着回家的路。

还有一种方式，外人是不知道的。如果不小心迷了路，村里的每一个小孩却能很快辨认出来，上面村子是黑色塑料布的“山包”，下面村子是蓝色塑料布的“山包”，等路边出现白色“山包”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正身处在一个名为玉溪市华宁县青龙镇细土村的小山村。

“一天过得真快。”这是父辈们在农忙时节顶着夜色小歇唠嗑时发出最多的感慨。大人们在等，等天气预报明天晴朗有风，等明天天色一亮便带着大筛小筛去把碎石和粮食做最后的区分，等取消农业税后的第一个满满登登的秋收。

小孩子也在饥肠辘辘地等，等通海人的货车开到村子里，用面粉去换上好的通海面条。“轮胎”说他能吃一头牛，“皮鞋”就跳出来说自个能吃一头牛加一只鸡。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没有人会觉得这个牛吹上了天，人们只会争相用夸张的言语来填饱属于10岁小孩总是想吃的胃。当然，换了通海面条，等散场之后就能在睡前吃上满满一碗鸡蛋面。饱着肚子睡觉，这是爷爷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羡慕。

爷爷好像生来就这么老，他的严肃和不苟言笑让我在很多时候不得不收起贪玩的心听他讲一些道理。对于粮食，他有着属于他那辈人的固执和尊重。小孩子时常用能吃下一头牛的想法去盛饭，眼大肚小难免会浪费粮食，这个时候爷爷就会让我吃完，再告诉我他们年轻的时候能吃饱一顿饭有多不容易。我想象不出爷爷年轻时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但他不怒自威的脸色让我不得不强撑着扒完最后一粒米。

九年义务教育让我比父辈们多了读书认字的机会，读懂了课堂知识的同时，也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学到了成长必备的经验。而我整个求学过程，则是一个离家越来越远的过程，这些经验总会在之后的某一天突然应验，让人醍醐灌顶，更能理解他们一些，自己也就长大了一岁。

春风吹一次，小麦就绿了一茬，几茬的光阴转瞬把时间推到2011年。在爷爷去世后，父亲掌握了更多耕作的经验，他变得更忙了，血肉与土地近乎融为一体。我则到了离家6公里外的镇上中学住校，对于我的成长，父亲用他的汗水和精力撑起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在他无暇再顾及更多的时候，国家开始了营养餐计划。

凭借免费发放的营养餐票，学校食堂为所有在校学生每周提供了一顿格外丰盛的大餐，充足的油水让我们在上课时变得更为专注。计划里每天中午发放的牛奶和面包也增强了我们的体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年轻人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朝气。

有着用不尽的力气，闲着的时候就会约着朋友们沿着马路一直走，走到山腰转弯处的望乡台。登高望远，青龙镇整个坝子一览无余，“望乡台”这个名字不知道用了几代人，等真正站在那儿的时候才惊觉命名的智慧与妥帖。面对家乡，我们构筑着属于自己的未来，梦想和志气纯粹得如同天上的月亮，言语绵密，与脚下的青龙河汇成一体流向更远的地方。

没有相机，只是在直视世界时坚定的眼神定格住了那段记忆。我记得，朋友们也记得，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注定要走出细土，走出青龙，走出华宁，走出玉溪。

2016年，“进城打工”成了村里时髦的字眼，农民不再固守土地，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当看到新闻里播报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全线贯通的消息后，父亲也在筹划着等家里的烟叶交完后，在年前这几个月的空档期外出寻一份工作，为新建起的房子购置些家具。

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让母亲对父亲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人放下了最后一丝担心。我不善言辞的母亲对爱最好的表达就是放在行李箱里的那几瓶家乡咸菜，她没有送父亲坐上那辆统一开往省城的客车。田不能荒着，母亲种了些蔬菜，浇水的时候听到客车特有的喇叭声，她就停下来，望着车辆翻过望乡台，轻飘飘地对我说一句：“你爸爸他们出发了。”转身低头干活，只是在稍微用力的手上，能读到母亲心里的担忧。

再一次看到这种担忧，是2020年。毕业后我在省城找到一份工作，母亲陪我在马路边等车，她一遍一遍眺望着客车开来的方向，那不是一种焦急，倒更像是希望分别的时间晚点到来。我想说些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平静地走上车，母亲从车窗外递钱付车费，让师傅把剩下的钱找给我。

汽车缓缓发动，翻过望乡台时我往外一看，路还是那条路。父亲在我年少时说的那句话，一瞬间，就击中我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