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少时意气风发，投身革命，舍生忘死；及长弃“官”致学，回炉大学，潜心学术；皓首依然勇攀科学高峰，以科研服务国家，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实现从革命者到科学家的转身，而不变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他就是从玉溪市通海县走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永年。和同时代的不少爱国优秀青年一样，戴永年身处黎明前的黑暗，却心向光明，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己任，投身革命事业，身负重伤，几近牺牲。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学业，发奋学习，毕业后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科技人才培养，为祖国经济建设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戴永年院士。（资料图）

早年投身革命 与死神擦肩而过

1929年2月9日，戴永年出生于昆明翠湖畔的景虹街，父亲戴逢礼为其起名“永年”，以期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能够健康长命、振兴家族。因此，父亲对他的教育尤为重视。1935年，戴家迁至武成路中和巷，以便戴永年就近入读昆华女中附小（今武成小学）。

1938年9月，日军空袭昆明。发生在9岁时的这段经历，令戴永年一生刻骨铭心：日本离昆明那么远，为什么要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同时也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是中国太落后了。一个国家一定要强盛，一定要先进，才不会被外国人来欺。

戴家为避战火，辗转迁回位于通海县城文庙街22号的祖籍地老宅。沐浴着秀山的灵气和文庙的“书香”，戴永年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清静的少年时光。在此期间，他先后进入秀麓小学和通海中学继续学业。初中时，学校聘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进步青年到校任教，给学校带来了爱国、民主、自由、平等的新风。戴永年如沐春风，于潜移默化中深受熏陶。

位于通海县城文庙街22号的戴永年祖籍地老宅。

1943年春，戴永年随父到昆明开始高中学业。先后入昆明建设中学、云大附中和龙渊中学就读。

1947年，戴永年考入云南大学矿冶系学习，希望学以致用，报效国家。大学期间，他参加了校内的学生爱国民主活动。

抗战胜利后，地处祖国边陲的云南爱国民主运动高涨，遭国民党当局武力镇压，先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七一五”事件，云南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1948年“七一五”事件发生后，戴永年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到南菁中学和钱局街陆军监狱，给被关押的同学送药。当年12月，他加入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直接领导的云南民主青年同盟。

1949年7月，经中共云南大学总支部委员会李学华介绍，20岁的戴永年手书入党誓词，面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9月，经组织批准，戴永年调到通海工作。此后，他发展通海进步组织“路灯社”成员赵东泰、杨树藩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以“路灯社”（后改为“火花社”）为基础，成立党小组，戴永年为负责人，开展城区工作：宣传革命思想，揭发反动统治；组织示威游行，反对封建压迫；办识字班和工人夜校等。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卢汉通电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路灯社”主要成员参与了接收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昆明保卫战后，戴永年按照上级指示，带领“路灯社”相关人员参与堵截向滇南溃逃的国民党残敌。他们得到消息，敌人即将开进通海县城。加之反动地霸造谣煽动，城内地霸沈永清与敌军勾结，派人打开德胜碑栅子门引敌入城。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们商议后准备转到秀山方向进行伏击。当戴永年从关阳栅子跳下，侧身往秀山观察敌情时，他突然觉得肩头一阵剧痛，敌人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颈射入、左肩穿出，鲜血染衣，他一度昏厥。醒来后，他强忍伤痛，翻墙进入通海中学，幸得同学相救，才被送回家中，止血保命。母亲王淑卿惊吓悲痛，几天后便离世了，父亲闻讯赶回通海料理后事。

坚守初心 两次入党 

休养了月余，戴永年重伤仍未愈。此时，通海已解放，他被任命为通海县城区政府主席。父亲担心他的身体，要带他到昆明接受更好的治疗。考虑到母亲因他而去世，不忍父亲再为自己担心，他遂向组织申请将组织关系转到昆明。

在昆明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他的身体逐渐恢复，本想回通海工作，但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未能成行。于是，他写信到通海，向组织说明情况并再次提出将组织关系转到昆明，无奈依然杳无音信。由于当时人民政权新生，匪患未平，一些干部出现思想动摇，想离开通海另谋出路。戴永年没有得到组织正式同意便返回昆明，被认为是组织纪律错误，离开通海是怕艰苦，因而未准予转组织关系，并被以“自动退党”对待。

这样的“脱党”状态，并没有改变戴永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52年6月他在云南大学入团，1956年由程瑞雪、蔡乔方同志介绍重新入党。然而，由于1950年受到过“脱党”处理，在此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1987年6月，他向中共通海县委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和改变37年前对他的党组织关系的处理决定。一年后，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经研究，向昆明工学院党委组织部发出批复意见：复核戴永年同志1949年7月第一次入党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并撤销1979年1月16日关于戴永年同志1950年“自动脱离党的组织关系”的审查结论。1988年11月，昆明工学院党委正式发文，恢复了戴永年的党龄，从1949年7月他第一次入党的时间开始计算。自此，他近40年的“脱党”问题得以解决。历经两次入党，此时，戴永年已届耳顺之年。

放弃“金饭碗” 进厂“当工人”

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云南建立后，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此时，在昆明尚处于“脱党”状态的戴永年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组织生活。随着云南大学复学，1950年7月，中断了近一年学业的戴永年回到学校，继续未完成的学业，由此开启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时代的变迁，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让戴永年逐步在学校里安下心来读书。他所在的矿冶系名师云集，大多是归国留学生，系里的设备是美国进口的。这也是他当年放弃毕业后有望去银行端“金饭碗”的云南大学经济系，而选择矿冶系的直接原因。1951年，他毕业并留校任教。

1954年9月，昆明理工大学的前身——昆明工学院正式成立，戴永年随云南大学矿冶系部分教师团队转入该院冶金系，从此，开始了他在这里60多年潜心教学、科研的生涯。

尽管大半辈子都待在“象牙塔”内，但是戴永年并没有脱离社会，把国家和人民的时代需要放在首位，十分重视实践，使产、学、研有机统一，互促共融。

刚工作两年，学校要求他开设锡冶金课程，计划课时30个学时。而他在念大学时，关于锡冶金的学习不过6个学时。国内外也很难找到关于锡冶金的专著。为了开好这门课，他下沉“锡都”个旧，到云南锡业公司炼锡厂“当工人”，白天在车间实践学习，同有经验的工人交流，晚上回到招待所整理笔记，准备讲课素材。通过亲身实践和观察，他发现，尽管当时云南锡业公司炼锡工艺在业界十分先进而且经验丰富，但还存在炼锡过程中炉渣处理、锡铁合金、铅锡分离这三个重大问题亟须解决。他长期专注于炼锡技术的研究，多次到全国各地冶炼厂考察，还搜集、学习国内外锡冶金方面的书籍、资料，为日后《锡冶金》的编写打下基础。

开辟中国真空冶金之路 

1977年，戴永年参与编写的《锡冶金》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锡冶金方面的专著，汇集了他20多年来在锡冶金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包含了他在真空冶金方面的探索与突破。

对真空冶金的研究源于曾困扰他多年的铅锡高效分离问题。1957年，支援昆明工学院的苏联冶金专家谢夫留可夫在该院讲授锡冶金相关课程时，提到真空蒸馏精炼锡的尝试，并介绍了苏联专家做的一个小型实验，实现了锡、铅、铋的分离。这令戴永年颇受启发。他和几名年轻教师用一个自制的简易小型真空炉进行实验，取得成功。这次实验激励着他勇闯真空冶金研究领域。

在云南锡业公司炼锡厂实践学习期间，他目睹了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里从事繁重的劳作，车间里有毒排放物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即便当时国内较为先进的上海冶炼厂使用的锡铅合金分离技术也还存在工序繁杂、成本高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与常压冶金相比，真空冶金不产生“三废”（废气、废渣、废水），对环境污染极小、流程短且技术易掌握，可从根本上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且基建投资少、能耗低、金属回收率高且不易氧化、产品质量优。

1958年，在戴永年的带领下，我国第一个真空冶炼实验小组在昆明工学院组建。他与小组成员深入个旧锡矿和鸡街、昆明等地冶炼厂开展科学研究。“文革”期间，昆明工学院停课“闹革命”，教学和科研被迫中断。因为1949年在通海受伤后回昆明治疗所引发的“脱党”问题，在“文革”期间，他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直至1978年3月，才得以回校继续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学校领导和云南省冶金局科技处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不断实验、改进，一年以后，内热式多级连续蒸馏真空炉研制成功。此时，距离他开始研究真空冶金已过去21年。

不让科研成果“躺”在实验室里

在此基础上，他所带领的真空冶金实验室先后发明了“焊锡真空脱铅技术”“焊锡真空脱铅用真空炉”等技术和设备。“焊锡真空脱铅用真空炉”很快被用于全国各地冶金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业成本降低80%以上，金属回收率从96%提高到99.4%，基建投资减少约80%。

1990年，他带领团队设计卧式真空炉，用于处理硬锌，回收其中的锗、铟、银等有色金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当天，广东韶关冶炼厂两台真空炉正式开炉，同年又投产3台，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真空冶金车间，每年经济效益约5000万元。这同样是戴永年带领团队在真空冶金探索之路上的又一成功实践。此后，其设备和技术得到推广使用，2003年“硬锌真空蒸馏提锌和富集锗铟银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戴永年院士站在他主持研制的内热式多级连续蒸馏真空炉前。 （资料图）

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云南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戴永年徜徉其间，把科研重点都放在了真空冶金上。毕生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创新，使他成为国内真空冶金先驱。他在艰苦条件下发明的内热式多级连续蒸馏真空炉、锡铅火法精炼新技术，改变了精炼过程，拓宽了冶金的界限，发展了金属真空气化分离理论。专著《有色金属材料的真空冶金》（戴永年、杨斌编著）被列为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真空冶金》（戴永年、赵忠编著）则是我国真空冶金的首部系统专著，这两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有色金属真空冶金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他注重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真空冶金专业人才，对有色金属冶金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成就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认可。1988年，戴永年应邀到联邦德国亚琛大学有色冶金和电冶金研究所讲学两周。1989年，他赴美国参加TMS学术年会，并作有关粗金属蒸馏时杂质分离的学术报告。会后，意大利和伊朗同行专家还来信索要复本。次年，他去哈萨克斯坦选矿冶金研究所作报告，该所所长柯查赫米托夫赞扬其研究工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99年12月，70岁的戴永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对此，他表示，当选院士固然光荣，但更是国家的重托。他深感肩负的使命更加重大了。

在获得这项殊荣后，戴永年并未停下科学探索和技术研究的脚步。

“在真空冶金方面，我们还应该努力。我跟同学、老师们也说，我们不能满足，科学问题没有终点，你要不断地向前，不断地进步。”他说。

他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二十多年间，依然着眼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以自己所学、所知、所研持续服务大局，并敢于直言。

云南虽然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但当时云南金属和矿产品加工生产存在着工艺过程长、消耗大、金属回收率低、成本高、收益低、污染环境等问题，且以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低。对此，他多次提出：云南要改造传统冶炼方法，发展有色金属深加工，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资源有效利用。2006年12月，他考察云南省富民县钛矿产业后，提出建议：开发利用钛矿资源，绝对不能卖原料。卖原料就几百元一吨，做成海绵钛就不一样了。要“省着点用”，要走深加工提高产值的路子，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要创新，要有自己的专利。他常跟学生们说，如果我们的眼光仍停留在初级原材料的生产上，就难以改变经济发展状况。

30年前开始研究金属锂和硅

基于长期对全球环保及新能源开发、利用问题的关注，早在30年前，戴永年就注意到锂的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并开始了调查工作。锂被称为“能源金属”和“推动世界前进的重要元素”。1994年，他正式启动了对真空炼锂的研究。一年后，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小型实验，接着扩大到百克级，并申请专利。

2015年，在《矿业资源型传统产业发展中的三个方面》一文中，他憧憬了一个洁净的未来城市：加强对提高锂电池容量的研究，降低电池成本，普及电动车代替燃油车，进而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2002年，硅又走进了戴永年的视野。他看准了硅在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领域的战略价值。于是，他再一次带领团队从零开始，到硅矿丰富的怒江州实地考察，开展“真空冶金法多晶硅”项目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东京大学一同建立了硅材料研究所。

捐资助学 反哺母校

把大半生心血花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上的戴永年淡泊名利，却一直心系教育事业的发展，多次以个人名义捐资助学。

他是通海一中奖学奖教基金会的发起倡议者、带头捐赠者、组织领导者。2005年，年逾古稀的戴永年以他和夫人赵瑞芳教授个人的名义，先后两次捐款共计8万元，设立“优秀学生奖”。2008年，两人再次捐资10万元，在母校建盖“永瑞亭”。2012年，两人又捐出10万元，设立“优秀园丁奖”。

对此，他表示：“一个人没有钱不行，没钱过不了日子，但是，有些钱多了以后，你就要考虑到帮助别人。因为等到你百年之后，你不能带走一分。所以在你在世的时候，你最好把你的钱用在对人民有好处的地方。”

2019年3月1日，昆明理工大学创建“双一流”大学专项基金捐赠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昆明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戴永年院士及夫人赵瑞芳教授以个人名义捐赠30万元人民币，设立“昆明理工大学创建‘双一流’大学专项基金”，用于该校创建“双一流”大学相关工作开展，并作为种子基金，号召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共同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多年来，戴永年捐赠及资助款项共计100万余元。这些钱被存入银行，用每年的利息来奖励优秀学生。

2022年1月27日，戴永年走完了传奇而光辉的一生，在昆明因病逝世。此前，他在有色金属真空冶金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他带领的实验室成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戴永年题词。（资料图）

他毕生都在践行自己的座右铭：“立于德，成于学，展于创，益于民。”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他追求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勇攀高峰、不懈创新的科学精神将永远被后人铭记。(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跃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