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璀 蓝德健

罗稷南，原名陈强华，号晓航，又名陈子英，云南顺宁（今凤庆）人，1923年北京大学毕业回到昆明，在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教，并兼任昆明省立一中和成德中学的国文及英语教员。

那时候，父亲郑易里就在昆明成德中学上学，他最崇拜的老师是陈晓航先生，他讲课很受学生欢迎。

思想进步的“陈先生”

父亲在玉溪农村老家只上了几年私塾和几年小学，就到昆明上中学了，学校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新鲜。跟昆明的学生比，他感到自己的差距很大，所以无论课堂还是课外，他都特别努力，陈先生也非常看重这位勤奋努力的学生。

陈先生除了教国文和英文，他的俄文也很好，他把高尔基的《海燕》、雪莱的《西风歌》及马雅可夫斯基、海涅等著名作家的诗文翻译出来，介绍给学生，给当时充满陈腐气息的教育体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先生主张革新进步、向往国家富强的思想在父亲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那时，父亲的二哥郑一斋在昆明做生意，开有商号“景明号”，经常捐资助学，他思想进步，是昆明有名的开明绅士。郑一斋跟陈先生思想接近，性格都热情爽朗，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趣的是陈先生娶了郑一斋二儿媳的妹妹倪琳，成为郑一斋二儿子郑璨的连襟，这样一来从辈分上讲就比父亲低了一辈，但是父亲依然尊敬地称呼他“陈先生”。

笔名“罗稷南”的由来

1930年，父亲郑易里为躲避云南反动当局的抓捕，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上海。郑一斋授意父亲在英美公共租界租了一间商铺，批发景明号运来的云南土特产，然后再从上海给景明号发货。父亲虽然帮郑一斋做生意，但是他思想上仍然坚持着革命理想，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活动，救助和掩护从云南逃脱到上海来的地下党员，如王叔衍、刘林元、黄洛峰等。他还利用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学习俄文、英文、拉丁文，巩固日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研究汉字等。

陈先生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到上海后，和妻子倪琳、妻弟倪雪林一起，从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工作，三人中倪琳是领导，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联络国民党内的反蒋爱国人士。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驻在上海闸北的国民党十九路军，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率部奋起抵抗。

蔡廷锴和陈先生相识，非常赏识陈先生，二人交情深厚，陈先生也竭力支持蔡廷锴的积极抗日，蔡廷锴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凡起草命令，必请陈先生过目，由陈先生润笔后下达。蔡廷锴是个瘦高个子，陈先生一看见他，就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勇士堂吉诃德，而自己不辞辛劳协助他抗击日军，多少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坐骑——一匹叫“罗稷南”的马，为了表达自己为正义事业奋斗一生的决心，陈先生便把罗稷南定为自己的笔名。后来，大家都喜欢叫他“罗稷南”。

父亲知道罗稷南在给蔡廷锴当秘书后，十分高兴，他又可以经常见到他所敬仰的老师了。不料，战事和谈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围剿苏区的红军。1933年11月，十九路军爱国官兵激于义愤举行了反蒋起义，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派罗稷南和李济深去中央苏区红军处与共产党代表张云逸签署了“抗日反蒋协议”，并见到了毛泽东等苏区领导人，毛泽东设宴款待了他们。

好景不长，1934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被蒋介石推翻，罗稷南便回到上海投入文化战线的斗争。自此罗稷南和父亲这一对师生兼好友频繁往来，相处融洽。

在出版社共事的日子

1935年，父亲郑易里跟母亲熊约春结婚，住在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一个名为“正番小筑”的弄堂里，里面有三排房子，每排三户，郑家是7号。每排房子都是三层楼，顶层是平台。楼的正面是铁网、围墙围起来的院子，楼的背面是大门，进门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卫生间，每层楼有两个房间，一楼的大房间有通院子的门，父亲把这间用作客厅兼餐厅，小房间是我的外公外婆居住，小房间的房门正对着大门。二楼是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客房，二楼和三楼的楼梯拐角处有亭子间，楼顶平台可以乘凉、晾晒衣物。这是一处生活方便、环境清幽之所。正番小筑离罗稷南家不远，父母经常在晚饭后去罗稷南家串门，父亲仍然称呼他“陈先生”。

1936年，“七君子”事件后，父亲接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改为读书出版社），罗稷南是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联系的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作品由这两个书店（出版社）出版。那些年，他翻译的作品有《高尔基论》（乌尔金著）和高尔基的作品《燎原》《磁力》《和列宁相处的日子里》，剧本《铁甲列车》（伊凡诺夫著）以及《马克思传》（梅林著）、《双城记》（狄更斯著）、《有产者》（高尔斯华绥著）等。

我父母去罗稷南家串门的时候，师生俩先要“杀”上几盘象棋，然后有说有笑、山南海北地聊上一阵。那时候，读书生活出版社正在紧锣密鼓地翻译出版《资本论》，译者是郭大力，父亲负责校对，他也会向罗稷南探讨一些翻译上的问题。罗稷南的夫人倪琳和我妈妈都是湖南人，两个人用乡音聊着贴心话，诉说生活中的烦恼，回忆儿时的家乡生活，共同分享着快乐。两家人交往着，并不关心彼此的政治身份，但彼此的政治立场都是心照不宣的。1939年秋，父亲回昆明看病，就请罗稷南代理读书出版社的经理，以后只要父亲离开上海，就请罗稷南代理经理。在上海处于“孤岛”的困难时期，一些进步书店被敌特破坏，而罗稷南代理出版社经理期间，从没有出过岔子。

家里来了新房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家来了新房客——一位被我父母称为“李太太”的妇女带着女儿住进我们家。

李太太有三个女儿，大的两个女儿在北京上学，大女儿叫李芳。1942年，李芳高中毕业后就带着妹妹到上海跟她妈妈同住。当时，是读书出版社的交通员张汉清（中共地下组织员，后牺牲）拿着李太太给李芳的亲笔信，去火车站接的李芳姐妹。李芳的爸爸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叫李汉元，他虽然是国民党军统里的人，但是他积极抗日。日军侵占天津后，因为他不跟日本人配合，日本人便通缉他，还扬言要暗杀他。不得已，他安排好妻女后，便逃到香港去了。天津解放前夕，他配合中共地下组织，组织天津警察保卫发电厂、码头、工厂等重要部门，防止敌特破坏，新中国成立后落实政策，政府把他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

这些情况是近些年李芳亲口告诉我们的。是不是中共地下组织为争取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特意把李太太安排到我家的呢？这是一个谜，这谜中就有罗稷南一家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