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公畹文学代表作《红河之月》封面。（资料图）

□ 赵宏武

邢公畹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42年执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同时在刚创建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同陶云逵、冯文潜等学者一道，都是这个闻名遐迩的研究室的创始人。

1943年2月，“边疆人文研究室”接受了石佛铁路（石屏至佛海的铁路）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对拟建中的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情况做一次全面的调查。为此，邢公畹与陶云逵、黎国彬等西南联大的师生前往元江流域的新平、元江等地，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

可除瘴毒的马脚杆

1943年6月7日是端午节，邢公畹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元江吃“粽粑”的情景，在6月9日的日记中他又补叙道：“粽粑即马脚杆。对于马脚杆这种短棒形状的粽子，今新平俗语又称‘枪粽’，与角粽即常称粽子者区别，‘枪粽’的语境在长辈与小男孩对话中，便于从其喜好处形象理解。”早在1942年，邢公畹在云南罗平调查，完成了报告《罗平水户语》，此时他已经见过这种粽粑，所以来到新平、元江后对“罗平仲家人叫的马脚杆”记忆犹新。

新平老人也称这种粽粑为“马脚杆”，可见“马脚杆”这名词，流行地域较为广阔。因其便携和耐饥，又内含糯米，糯香有除瘴毒、正胃气的功效，吃了马脚杆，走远路脚得力、不染毒得平安，从名称可见此物为出门人所喜。

邢公畹在其文学代表作《红河之月》中多处写到了马脚杆：

“马脚杆用槟榔叶（应为可压扁制作扇子的叶柄）包裹，现在不常见，一般用粽叶，或者竜粑叶、大毛叶。那个戴小银环的年轻人向草棚喊道：阿叶哈毫，搬点马脚杆出来。”

此处作者有脚注：“马脚杆，用槟榔叶包裹糯米成圆柱形，入水煮熟后，再就火中烧熟吃，味道很好。”

邢公畹在元江大明庵村的清苦生活

2024年端午节，西南联大博物馆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一篇文章《当西南联大遇上端午节》，其中有一段就写到“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邢公畹在元江流域调查工作期间所过的端午节：“1943年端午（6月7日）南开邢公畹（邢庆兰）先生正在滇南元江一带进行社会调查。然而，在大雨中早起后疟疾复发，体温增高，只好再睡一小时，吃了两个粽粑。下午五时许，友人来请吃饭。晚，雨霁星出，仰视如在头上。张福兴云：‘一颗星，一个人；一颗露水珠儿一根草。’”

关于此段往事，邢公畹在《红河日记》中也有记录：

“六月七日，晨起，知虐复发，体温增高。因又睡一小时。早餐仅食粽粑两个。食后，即开始记《入地府经》之音。”

“大雨。寨中畜粪为雨水冲刷，横溢门前，臭不可当。下午五时许，白大哥来请吃饭，渠（他）借我《传世经》一厚册，长约一英尺半，宽一英尺，字体遒劲端好，为死人时所诵读者，内有《洪水淹世界经》一卷，即渠等族谱也。”

“晚，雨霁星出，仰视如在头上。张福兴云：‘一颗星，一个人；一颗露水珠儿一根草。’大明庵终年不易见日光，地极阴湿，与元江谷地恰相反，唯无瘴气耳。男子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六，女子寿数较高。渠等亦极畏谷地，有谚云：‘元江河底，干柴白米，有命来吃，无命来死。’”

2024年春，新平学者方维整理《红河日记》的文字，形成《行走在红河流域的民国脚步》稿本，其中6月上旬的几篇日记抄录于后：

“6月8日，今天疟疾未好，身上长满湿气疙瘩，奇痒难耐。下午五时许，张福兴老婆到城里卖柴回来，帮我带了封信来。我在元江感到身体每况愈下，恐怕只能坚持把水摆夷及纳苏语言的记音工作做完了。”

“6月9日，几个倮倮女人坐在屋檐下相互帮助捉头虱。张福兴送一碗粽粑来，这里的粽粑是用大叶子把糯米裹起来，形状似腊肠，蒸熟后搁起来。要吃的时候就放到火中烧一下，就是罗平仲家人叫的‘马脚杆’……”

邢公畹在《红河日记》中所记的大明庵，即今天元江县澧江街道那整社区大明庵组。从以上几段日记中可以看出，20世纪40年代，当地村民生活贫苦、经济落后、村庄破败，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邢公畹等西南联大的学者却能一边抵抗着疟疾、瘴毒等疾病，一边艰难地开展语言调查工作。

黎国彬在新平漠沙被当成投毒奸细

邢公畹1943年6月上旬的日记里，还记录了黎国彬被当成奸细逮捕时的情形：

“6月3日，早餐时，白隆铭牧师告诉我，他昨晚收到磨黑牧师帕克女士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听到磨黑中学的一个教师（西南联大校友）讲，黎国彬在车里被驻军逮捕，可能有生命危险，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得知此消息，准备马上到县城发电报向研究室报告，静下心来又想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还不确定，况且我在元江的处境也不尽如人意，贪官污吏从中作梗，根本不相信我的护照，又觉得我这个身份不适合发电报。一是发电报要转几次，也不快，若有错字说不清楚反误事；二是消息的准确性未明确，我俩从漠沙分别后，黎国彬从未与我单独联系过；三是黎国彬到漠沙时，正逢漠沙霍乱流行，漠沙、坝多居民怀疑是汉奸投毒，准备逮捕我们。还好，他提前走了，免遭此罪……”

脚力强健的黎国彬，是《红河之月·灯》中“李君”的原型。这篇作品写道：“一直走到南宋前后称为‘窊里’的地方。我的旅伴是一位青年人文地理学者，姓李，他允许送我到红河上游之后，再独自渡过澜沧江，到边界去。”邢公畹还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这一次旅行中最值得记住的事就是我那同伴一到车里就被国民党军队逮捕，说他是汉奸……看看就要执行枪决了……”

《红河日记》中记录：“1943年2月16日来告诉我他的行程是渡红河至漠沙，转坝多入墨江，达思普、车里一带作人文地理研究，这次可与我一起同行到漠沙。3月2日下午一时黎国彬赴坝多、下墨江。”

黎国彬认为，“边疆人文研究室”是南开大学历史上有开拓性的建树。他回忆道：“在实际工作中，陶先生（陶云逵）一直放手让我独立完成调查研究……我有时只能单枪匹马，历经艰辛，进行广泛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整理好后给了铁路局。在调查中，我也同时对自己关心的许多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如地理环境、傣族的生活环境和体质调查等。我去了许多地方，也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学术调查实际上成了一场探险考察。”

1942年7月陶云逵在新平扬武写给冯文潜的信中说：“现黎国彬已去元江……仅黎国彬一人去元江调查人文地理方面。”

可见，在元江流域开展人文地理调查的西南联大的知名学者除了邢公畹，还有黎国彬，并且从陶云逵的信来看，黎国彬可能要比邢公畹更早进入元江。

黎国彬除了要与滇南的国民党地方势力作斗争外，还得承受可怕疾病的折磨。疾病是更为可怕的敌人。黎国彬第一次到漠沙时，当地的疟疾、霍乱、斑疹、伤寒已肆虐成灾。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纂的《西南联大》一书对当时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在漠沙这个危险的地方，半个月中，就有35人死于斑疹、伤寒，十多人死于霍乱和疟疾等疾病。一个六口之家……儿子在晚上8点死了，父亲2个小时后也去世，母亲在黎明时死了，姨妈第二天上午9点也死了。全村一片惶恐。姨妈的丈夫疯了，锁上门狂叫着跑出村子，跳进红河，一去不复返。”

刚从国民党驻军枪口下逃出来的黎国彬没有躲过霍乱的袭击。他在给陶云逵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工作的焦虑超过了身体正在承受的痛苦：“夜里突然发烧，不久便似五脏六腑往外倾冒，接着便是一片黑暗……余无法行路，但很想工作。余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由此可以证实黎国彬在1942年和1943年两度经过元江流域的漠沙地区，他不仅不是新平漠沙、坝多居民怀疑的汉奸、投毒者，而且还是一个霍乱病毒的受害者。西南联大学者在元江、新平的调查活动有多艰难，从他身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幸运的是，黎国彬最终康复了，还圆满完成了“边疆人文研究室”交办的调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