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元在拓印朱家宝的“还读我书斋”匾。

陈红元的部分著作。

陈红元拓印的精美碑刻。

千百年来，华宁先民在古老宁州的大地上生生不息，创造、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利用碑刻“刻石纪功”“纪事颂德”的功能，完成了一次次重要的历史文化记录。尤其是明清以来，华宁境内的碑刻匾联、木雕石画就遍布庙宇宗祠、荒山野岭、田间地头、村寨集镇的各个角落。这些碑刻虽饱经风吹、日晒、雨淋，依然默默地承载着宁州文化，寄托着华宁精神，丰富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然而，随着历史的更迭变迁，历经风雨沧桑，有的碑刻已被损毁而不复存在，有的因自然风化侵蚀严重而失了容颜，还有一部分正在逐渐消失。2017年，陈红元与刘临川、施锦泉一起启动华宁碑刻的搜集、拓片、整理等抢救性保护工作。他们从访碑、寻碑到拓片，一路历尽艰辛，跋涉山野荒郊，行走坝区山寨，穿行崇山峻岭。经过多年的辛苦工作，搜集碑刻拓片共250余件，结集29万字的著作《华宁历代碑拓集萃》，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

宁州民间文化活字典

陈红元，1964年生于华宁县城郊郭家营，从1984年到退休一直在宁州街道文化中心工作。多年来，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文化工作者，他参与编撰出版《华宁民间故事》《人文宁州》等9种本土文化书籍；挖掘搜集编著出版《华宁县彝文古籍译注》《乡土宁州》等4种本土文化书籍，共250余万字，被誉为“宁州民间文化活字典”。

11月的一个冬日，记者来到华宁，找到退休在家的陈红元，他正在为喜欢读书的朋友拓印华宁清代书法名家朱家宝的“还读我书斋”匾额。这块有着特殊意义的大匾，连他也记不清为朋友拓了多少遍。有时十多人围在他旁边，拓片刚揭下来就被朋友拿走。不过，喜欢读书、写书的他乐于做这件事。他多次用自己喜欢的隶书书写格言“读书点亮人生，学习成就梦想”送给亲朋好友，勉励那些正在读书的孩子。

待他拓完“还读我书斋”，与记者谈起三十多年来扎根基层文化站的工作。1984年，他工作不久，就跟着华宁县文化馆的唐振毕老师学碑拓。他觉得，碑刻文化凝聚着历代先贤的智慧与文化。这些碑刻数量颇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朱家宝祖父和曾祖母诰封碑、禄氏土官碑、刘之鲲碑等，不胜枚举。其内容涵盖历史人物、社会治乱、民事诉讼、水利交通、文化教育、典章制度、封疆定界、世族谱系、民俗宗教、地震灾害等，社会诸事，无所不载。

看碑文，知以往；悟其意，知古今。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碑刻拓片能准确、生动地再现古代书法、美术艺术的神韵。他说：“它们所记录、表现出来的内容，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重视，具有以史为鉴、求训致用的特点，故志书漏载者，可作为信史。”

用心延续碑刻的文化生命

2021年，《华宁历代碑拓集萃》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华宁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历史资料，还原历史记忆，彰显华宁本色，对研究华宁、解读华宁、发展华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华宁历史及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陈红元长期生活在乡村，自称山里人，他能广泛接触民间最原始的民俗、历史和文化。最可贵的是他是个有心人，所以在生活、工作中有意识地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文化资料。他说：“正因如此，我热爱养育我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也因如此，我心灵深处随时眷恋着民间文化的传承。为让这些散落宁州大地的碑刻文化不被遗失，让其延续生命，所以拓下来，留给后人。”

退休前，他思绪万千，担心退休后无心无力或有心乏力不能妥善保存地方文化资源。所以，编撰出版了《华宁历代碑拓集萃》，别无他意，一方面想留下一点本土的东西，让人们增强一点乡土情怀；另一方面，方便保存，供后人参考，同时，这也是对后来人的一个交代，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在编撰过程中，他怀着对传统文化的崇敬、热爱与执着，一次次融进书中，为故土衍生出这些带有泥土芳香的民间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历史、演绎历史，传承先人智慧与精神。正因为有了他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才有乡音乡愁、乡土乡情，才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他说。

两块颇有深意的大匾

在上百张拓片中，有两块大匾让陈红元印象深刻，一块是刘大绅的“好官可用”，一块是朱家宝的“还读我书斋”。

在宁州街道高茶寨刘氏祠堂的大门上，悬挂着一块引人注目的红底赤金匾额“好官可用”。清代乾隆年间，刘大绅在山东新城做官，深得百姓爱戴。可是，有一个奸臣却无中生有，诬告刘大绅贪污腐化，强夺田产万顷，奴役百姓。皇帝听信谗言，将刘大绅革职查办，并指派朝官扮成商人模样，星夜兼程赶往刘大绅家明察暗访。朝官到了刘大绅家，只见刘大绅家田园荡废无几，家徒四壁萧然，吃的是粗粮淡饭，穿的是布衣，就连招待这位京城来的官员的鸡蛋都是向邻居借来的。朝官不禁叹道：“天下竟有如此贫寒的贪官！”回京复命，皇上听后，又惊又喜，挥笔书写了“好官可用”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送给刘大绅，并将其官复原职。后来，他年老辞官回到故宅，想到一生做官不容易，做一个好官更难，现在，给乡邻家人也没带来什么，不如把皇上恩赐的“好官可用”四字刻成匾额，挂于门头，以作回报。刘大绅便请来木匠把匾做好挂起来。从此，宁州刘氏祠堂虽建构一般，但因有此匾镇宅，却引来无数官员雅士赞誉至今。

另一块是朱家宝手书木匾“还读我书斋”，原悬于宁州镇西南街朱家宝之故居堂屋内，现存县文化馆。匾为松木，孔雀蓝漆底贴金字，匾额右题“辛卯秋日”四个阳刻小字，并刻有篆书“侠骨仙心”压角印；中书“还读我书斋”五个行书；左题“朱家宝”三个阳刻小字，刻有篆书“朱家宝”“经田”两颗落款印章。

朱家宝，字经田，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生于华宁县宁州镇西南街一个小康人家，青年时代生活俭朴，读书勤奋，尤喜书法，擅长行书。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匾书于光绪十七年，即朱家宝中进士前一年，抒发了自己寒窗苦读求取功名的抱负及功成名就告老还乡仍寓隐书斋读书的情怀。

“还读我书斋”的名称源自晋代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句“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这句诗描绘了陶渊明在农耕劳作后，享受读书乐趣的闲适心境。题书“还读我书斋”木匾时，朱家宝年仅31岁，但书法已渐成，其行书大字功底厚实，硬朗清癯，挥洒自如，承山谷之长，发已之心志。朱家宝之书法条幅、楹联在华宁及邻近州县流传甚广，评价较高。1962年，朱德委员长视察通海，见其墨迹，也给予了肯定。

艰辛的碑拓之路

回顾走过的路，陈红元百感交集。多年来，他和几位同道克服了种种预想不到的困难，涉及碑刻的不同石质、不同光照、不同气温、不同位置、不同纸质等，尤考技术与经验。如遇字迹被泥土、沙灰填塞之碑必须清理，碑前荆棘阻碍必得清除，倒碑覆地必得翻起，碑高必得搭脚手架……

他回忆起在宁州街道响水村寻访姑娘坟碑的路上，山路陡峭、坑洼、偏斜，车辆难行，推车多次无法前行，只有绕道，到达时已是傍晚。又一次到刘家山寻访刘大容墓碑，往返两次，下午2点多才吃早饭。还有一次，到县城后山寻访朱雨亭墓碑，寻到碑时已是10点，碑拓好后，已是下午4点。又有一次，到海镜矣马谷村寻访神童施介曾墓碑，到了村里找到了施家后人，他们说：“一场大雨刚过，墓地距村较远，全是凹凸不平的山路，你们的车上不去了，只有开我的三轮车去。”吃过早饭，他们坐三轮车前往。到了路上，土沾路滑，只有坐一阵，走一阵，车不动了就推车，到了墓地，由于草深，碑石潮湿，拓片字迹模糊，白跑了一趟。

每次碑拓，他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名士先贤庄严肃穆的碑刻虔诚敬礼，为其扫去污垢，清洁尘土；每次碑拓，风吹日晒，汗流满面，日落之后，手电筒照着拓完……数年工夫，结成硕果。他谦逊地说：“虽成拓片，但因水平有限，不足之处难免，望方家斧正，盼行内批评。”（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饶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