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聂耳像（资料照片）。

▲图为四家子镇的聂耳慰问纪念牌。石柏令供图

▲《义勇军誓词歌》的词谱。石柏令供图

▲四家子镇南大城村新貌。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将当时周边300多名村民驱赶至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南大城村进行强制性管理。如今南大城村的崭新面貌展现眼前。新华社资料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于长洪、张云龙、任会斌、安路蒙

金秋九月，神州大地一派丰收景象，祖国山河洋溢着喜庆气氛。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义勇军进行曲》无数次响彻大江南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每当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每一个中华儿女就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是祖国象征，是民族之魂。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为什么是“义勇军”的进行曲，聂耳和田汉的创作灵感又来自哪里？

在与辽宁省交界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南部的群山丘陵中，坐落着一个偏僻的小镇——四家子，这里莲花山静静伫立，小凌河蜿蜒而过。86年前，就在侵华日军步步进逼的炮声中，伟大的人民作曲家聂耳在这里参与了一次前线慰问，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也牵出与国歌的一段往事。

聂耳到抗日前线慰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很快沦陷。民族危亡之际，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抗日宣言，东北各阶层、广大爱国民众不甘屈辱，各地纷纷自愿组成抗日铁血军、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烽火连绵不绝。但由于各自为战，一直未形成有效的抗击。

在共产党的参与下，1931年9月27日由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卢广绩等在北平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11月底，朱庆澜在上海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后在北平改称为“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救国会”和“后援会”两个机构合署办公，“后援会”主要募集抗日资金，“救国会”指导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在两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由朱庆澜担任总司令。此后，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把分散的义勇军部队进行整编，组建成统一的战斗序列部队和统一番号。

义勇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一年内总人数发展到30万人，东北大地到处响起了义勇军抗日的枪声和马蹄声。但由于武器装备差，作战素质低，在日军的各个击破和集中围剿中，义勇军主力被击溃。1933年2月，日军开始进攻热河，“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开始，部分东北义勇军也向热河边打边撤。

正值严冬季节，东北义勇军缺少弹药、棉衣，亟需补给。1933年2月，“救国会”和“后援会”的朱庆澜、杜重远、王化一等人组成慰问团（对外称考察团），筹集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赴东北热河慰问。朱庆澜、杜重远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杜重远、王化一与高崇民、阎宝航等并称为“东北抗日七杰”，杜重远后来受周恩来指派到新疆工作，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王化一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党员，后任国务院参事。慰问团还组建了一支“前敌摄影队”，由爱国热血青年张慧冲和弟弟张惠民负责拍摄。

慰问团组建时，杜重远动员了当时在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年仅21岁的聂耳参加。聂耳1930年从云南来到上海后，先后进入“明月歌舞剧社”、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1月，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次慰问，聂耳十分期待，他在1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我想，此次若能随这考察团跑一趟，相信可得不少材料。”

2月26日上午10时许，聂耳跟随朱庆澜、杜重远、王化一和张慧冲等百余人乘6辆卡车，携带枪械弹药、棉服等慰问品到达四家子。此时，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一、二、三营也刚从敖汉贝子府、下洼等地来此集结，带队的旅长正是共产党员白乙化，后来他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开辟了丰（丰宁）、滦（滦平）、密（密云）抗日根据地，1941年在一次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由于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亲到现场，因此慰问前先进行了部队检阅。

今年96岁的四家子镇八家村老人冯阁清，对86年前的那次检阅慰问活动至今印象深刻。他回忆说，那天刚吃完早饭，河边来了六七个大家伙，比大马车多两个轱辘，人们说叫汽车，一车能拉三十几号人，很多老百姓围着看。“我们上到西河坎上，坡下的骑兵都排着队唱歌，又过一会，几百号骑兵开始举着旗，喊着打马奔跑，河滩上尘土飞扬，那阵势从来没看过。”

这一场景当时被张慧冲等人拍了下来，永久地保存在纪录片《热河血泪史》中。后来，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冲锋的画面还被用在电影故事片《聂耳》中。“影片中骑兵冲锋的镜头，就是1933年2月慰问团检阅骑兵时拍摄的我们骑兵部队，战士高举的战旗是我营的战旗，前面那个骑白马的人就是我。”时任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三营营长刘凤梧生前回忆说。

聂耳发现《义勇军誓词歌》

敖汉旗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石柏令是最早关注聂耳到四家子慰问的研究者之一，聂耳作为国歌的作曲者、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历史上曾经踏足敖汉，已经是足够惊喜的成果，更没想到的是，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他发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灵感和素材竟然也与这次慰问直接相关。

让我们再次回到86年前的四家子。检阅后开始慰问，按照一二三营的建制轮流进行，刘凤梧便指挥正在等待的三营战士唱起部队流传的战歌。

据刘凤梧的儿子、锦州市东北义勇军研究理事会副会长刘生林转述，嘹亮的歌声吸引了聂耳的注意，他跟随慰问团联络副官高鹏来到队伍前。

高鹏指着聂耳对刘凤梧说：“这位是上海爱国音乐家聂耳同志，他和上海爱国学生来慰问你们。”聂耳操着南方话说：“大家唱歌的调子是‘满江红’，用东北话唱的歌词我听不懂。你们唱的是啥子歌？”

刘凤梧误会了聂耳的话，专门纠正说：“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说着话，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有“义勇军誓词歌”歌词的传单，递给聂耳。

聂耳大声地朗诵：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义勇军誓词歌》原是抗日义勇军大会上的“誓词”，士兵加入义勇军前要宣誓，敢抛头颅洒热血，敢用身体筑起长城的人才能成为义勇军。后来共产党员王立川将“誓词”填入古曲满江红，教全军将士学会这首歌，在行军和操练中广泛传唱开来。

聂耳激动地拿出小提琴，拉起“满江红”的曲调，刘凤梧指挥战士们随着琴声高唱起来。随后，聂耳和学生们向战士们分发写有“授你慰问品，收我东北山河”字样的慰问袋。

石柏令于2008年采访到出生在四家子五马沟村的魏振鹏老人，也印证了这一情景。

魏振鹏生于1913年，2008年时他已经95岁。据他回忆，当时刚过农历二月二，第二天有一队抗日义军（即义勇军）骑兵来到了四家子，集中在四家子街西南河边的空地上操练，随后来了几辆汽车，下来百十人，还有一种机器“哗哗响”能把人像拍下来，后来知道叫摄影机，当时拍了骑兵部队出操、吹号、唱歌、骑战马奔跑的画面。“后来一个人还拉着洋琴教围观的学生们唱义军的歌，教了几遍学生们都不会也就算了。”

慰问快结束时，附近传来日军的炮声。为了慰问团的安全，白乙化指挥骑兵部队阻击，除张慧冲兄弟留下来拍摄义勇军的战斗场面，慰问团大部分人员撤退，离开时聂耳带走了这张《义勇军誓词歌》传单。

站在当年阻击日军的青沟梁上，虽然已经看不到战争痕迹，但群山之间，仿佛还回荡着激烈的枪炮声，以及《义勇军誓词歌》悲壮激昂的旋律。

国歌的创作与诞生

创作一部中国式的马赛曲，一直是聂耳的一个愿望。1935年，田汉创作完《风云儿女》的文学剧本后被捕，后由夏衍完成电影剧本，党支持下的电通公司完成拍摄。聂耳主动请缨为电影谱曲，只用两天时间便写出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有感于所见所闻，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曲谱上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作为《风云儿女》电影的投资人，朱庆澜又加了“义勇军”三个字。

影片播出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了他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在上海国歌展示馆中有一段解说词，对聂耳这样评价：“聂耳的歌曲，来源于他长期观察体验悲愤的民情和抗日救亡情结凝聚的必然。”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和那首聂耳在四家子慰问抗日前线义勇军时听到的《义勇军誓词歌》到底有哪些关联？

刘生林研究后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句是“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两句话用词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二句是“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三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句话意思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四句是“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七句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七句是“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二句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也相似；《义勇军誓词歌》的最后两句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最后两句都重复使用了“前进！”用词几乎完全相同；《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五句是“携起手，肩并肩。”《义勇军进行曲》的第六句是“我们万众一心。”两句话用词不同，意思相似。“两首歌的歌词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诸多的相似点，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刘生林说。

石柏令研究大量文献认为，田汉是聂耳入党介绍人，期间两人来往密切。田汉的弟弟田洪1983年12月15日在《湖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提到：“《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定稿，自始至终，都是聂耳和田汉一起进行的……”聂耳得到《义勇军誓词歌》后，回去同田汉进行交流是有可能的，对田汉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所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杜重远的女儿杜毅在给石柏令的回信中写道：“聂耳在热河四家子慰问义勇军时获得了一首《义勇军誓词歌》，此歌的词曲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多有相近，我们认为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受此歌曲影响的，从广义上说，国歌是从敖汉四家子走出去的，具有依据。”

王化一三子王兴也认为，“慰问中，聂耳听到义勇军所唱的《义勇军誓词歌》，很感兴趣，指挥战士高唱并记录下来，至今在他同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仍可以看到《义勇军誓词歌》的影子，这正是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的体现。”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历经“一二·九”运动学潮，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过。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盛大的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紧随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告响彻天安门广场。

2004年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也意味着，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国歌，并被赋予宪法地位。

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因其诞生的特殊时代、发挥的特殊作用，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谱写出中华儿女“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英雄史诗，宣示着中华民族的血性与尊严。岁月不居，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不屈斗志不会磨灭，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始终不改，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中华民族正不断迎来新的辉煌。

2014年，四家子镇党委政府立了一块石碑——聂耳慰问义勇军旧址。目前，敖汉旗在此规划建设一块“国歌广场”，打造红色旅游，传承民族精神。

站在这片安静祥和的土地上，回溯曾经的国破家亡，感受艰苦的抗日斗争，愈发体会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国家强大，民族兴盛的珍贵和自豪，体会到爱我中华、奋发进取的责任。当《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起，每个人都充满了无尽的力量：“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