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澄江市区景宁街的普福寺，中山大学曾于此设立校本部。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澄江市区景宁街上路人稀少，显出老街特有的宁静。普福寺离街口不远，与周围民居并列，似乎并无引人注目之处。

　　74岁的饶从吉负责管理普福寺。他说，自小在澄江老城长大，记得寺中原有三个殿及伙房，现仅余后殿可见原貌，在已拆除的中殿位置，16年前澄江县人民政府立“中山大学校本部旧址”碑于此。据碑文介绍，“中山大学驻澄期间，于此设立校本部，为校长、研究院院长，各院院长、教务长、训导处及各管理处处长办公所在地”。寺内已找不到当年的办学和办公的明显痕迹。

澄江文庙曾为中山大学文学院办学点

　　抗战时期中山大学西迁澄江

　　打开历史记忆的闸门，这段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办学历史朝我们涌来。

　　在饶从吉出生前八年，中山大学师生跋涉千里，克服重重艰险，到达澄江。

　　“本校员生，初客他乡。生活习惯，不无互异，幸赖各民众之热诚推爱，庇荫有加，使千里游子，于故乡沦陷之后，仓皇迁徙之秋，不致托足无方，尚能安居研读，幸何如之！”时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的许崇清在1940年10月中大师生离开澄江时写下的《告别澄江民众书》中，回顾了师生初到澄江时的情形。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加紧向华南的军事进攻，广州形势危急，国立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奉命西迁。10月中旬，初迁广东罗定，10月21日广州陷落，11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迁往途中，又奉命迁往云南澄江。全校2000余名师生于1939年2月底抵达澄江，并于3月初开学复课。

　　一个小小的西南边疆县城，因为中大众多师生的到来，显得有些局促。校舍主要利用庙宇等公共建筑，8大学院分驻在城内外的文庙、玉光楼、观音阁、斗母阁、翠竹庵、小西城、右所、梅玉村、备乐村、旧城、东龙潭、东山村、中所、鲁溪营、吉里村、洋潦营、秧郎村等20多处。

　　“我们党员返回学校后，党组织关系迟迟没有跟上，形成虽有党员但没有党的组织领导。广大师生由于刚从家乡远迁内地，又受战火的煎迫，精神不振，思想混乱，一些原来爱国进步同学也情绪低落。这两种情况，使得中大的革命工作难以开展。”在中大澄江办学期间，曾任中大临时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李文浩回忆道。

　　尽快成立党组织开展活动，已迫在眉睫。1939年5月中旬，中大召开临时党员会议，劳家顺、李柏、李文浩、李家珍、吴克清等10余名党员参加。会议就学校迁至澄江后，在新的环境下党员如何开展工作及取得中共云南省工委的联系进行了研究讨论。会后，委派李文浩和劳家顺到昆明，向中共云南省工委汇报中大的情况和当前澄江形势、群众运动、党员思想以及迫切需要党组织领导等问题，要求中共云南省工委加强领导。

　　1939年6月，经中共云南省工委同意，由中大党员先行成立临时党支部。接到通知后，中大及时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临时党支部，推选李文浩为党支部书记，劳家顺为组织委员，吴克清为宣传委员。中大临时党支部由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由周亨达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与中大临时党支部的联络员。临时党支部被批准发展党员。

　　中大临时党支部成立后，开始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以中共党员和原“青年抗日先锋队”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进步群众组织——“青年生活社”。

　　“青年生活社”经常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学术、政治与时事问题。

　　当年暑期，由中山大学青年生活社发起组织青年夏令营在抚仙湖畔开营，吸引了各学院近百名同学参加。

　　“抚仙湖碧波万顷，天高气清，风景秀丽，踏入营地，使人心旷神怡。”美丽的抚仙湖给李文浩留下了深刻印象。

　　夏令营活动内容丰富，有时事和学术报告、文娱体育活动。肖隽英等一批进步教授义务为夏令营作报告，参加的同学受到一次深刻的进步教育，令其久久不能忘怀。

　　经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后，考验和锻炼了进步同学，党抓紧时机发展了罗培元等一批新党员。

中山大学澄江办学纪念馆一楼展厅

　　澄江境内第一个党支部诞生

　　“我是1939年10月到达澄江的，当时党组织还没有恢复。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委姓郭的同志（郭佩珊）来接收我的关系，并着我写了当时形势的意见。到月底青委郭同志再来，约好中大文学院劳家顺、法学院李文浩两同志一起开会，宣布成立中共中山大学支部，由我负责支部书记，劳家顺负责组织委员，李文浩负责宣传委员。”吴子熹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这就是相关史料里常提到的中大特别支部。

　　1939年10月，中大党员的组织关系从广东转到云南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青年工作委员会的郭佩珊到澄江加强领导，改组中大临时党支部为中大特别支部。由吴子熹任支部书记，劳家顺任组织委员，李文浩任宣传委员。

　　另据玉溪市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张德书介绍，滇中地区是国民党云南当局的统治腹地，保甲制度的实施、国民党军队的驻守，使得在滇中开展革命斗争尤为艰巨和复杂。

　　澄江市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主任李玉华表示，澄江地处滇中，离昆明仅60公里，国民党历来管控严密。自1928年春澄江农民运动被迫中断后，10年间澄江境内没有党组织活动。中大特别支部成为澄江境内第一个党支部。

　　特别支部决定主要工作应放在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上。在活动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员，增强党的力量。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郭佩珊决定到中大来住。郭佩珊经邹谠（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儿子）介绍给中大主持工作的秘书长兼工学院长肖冠英，由肖冠英聘为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助教。

　　据李文浩回忆，特别支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对中大“青年生活社”的领导，利用中大“青年生活社”组织各种活动。那时的澄江文庙前广场热闹异常，多幕长剧《流寇队长》《日出》《原野》等演出吸引了当地群众前来观看；1939年冬，中大歌咏团为前方抗日将士筹募寒衣，举行盛大的音乐歌咏大会，请马思聪教授表演小提琴独奏，王慕珍女士钢琴伴奏，郑振声教授指挥歌咏团大合唱，演唱《红旗飘飘》《歌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不论戏剧、歌咏，每次演出，观看群众有教师、学生，以及当地群众数千人，挤满大广场，使广大同学和群众精神振奋，掀起了新的抗战与进步高潮。

　　“青年生活社”主编《青年生活旬刊》和《民众壁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方针政策，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分裂、倒退阴谋，起到了团结、教育和鼓舞广大师生和群众的作用。这些刊物，成为学校重要的出版物。

　　中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青年生活社”通过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澄江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青年生活社”社员也由开始成立时的6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并在各学院设立分社，成为中大进步群众组织的中坚力量和党团结教育广大同学的重要阵地。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和培养，先后发展10多人加入党组织，扩大了党的力量和影响。

　　特别支部成立后，除承认临时党支部发展的党员外，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约有党员30人。特别支部分别按各学院党员的具体情况成立分支部、党小组或个别单线领导。法学院和工学院成立分支部，文学院成立党小组，其余学院的同志则单线联系。

　　在党的领导下，中山大学学生运动愈发蓬勃发展，各项民主活动频繁。按照党的方针，广泛宣传团结抗日，坚持进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分裂、倒退的政策；各学院师生于教学之余，还向周围农村群众进行抗战宣传，编写壁报、绘制宣传画、开办识字班、民众夜校和开展卫生防疫等活动，团结教育人民群众，成效十分显著。

　　1940年初，由于同学们对主持中山大学日常事务的秘书长肖冠英的不满，掀起了倒肖的学潮，肖冠英被迫辞职。经过各方激烈斗争，最后确定由中间偏左的许崇清任代理校长。此后，许崇清接受大多数同学的意见，决定把学校迁回广东。

　　由于学年结束，劳家顺、李文浩两位支委要毕业离校，因此，迁校前夕调整了支部成员，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分别由吴子熹、陈耀祥和林之纯担任。7月中旬，由中共云南省工委集中新旧支委5人在昆明学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学习结束后，支部工作转入部署迁校的工作。1940年秋，中大迁回粤北坪石，党员组织关系由中共云南省工委转广东省委。

　　位于澄江市职业高级中学内的层青阁曾作为中山大学在澄江期间工学院办学点，现已辟为中山大学澄江办学纪念馆。

　　半个多世纪后

　　澄江与中大情谊再续新篇

　　据澄江市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主任李玉华介绍，中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青年生活社”在澄江开展的活动，继承和发扬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光荣传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对启发澄江民众智慧，传播文化知识，移风易俗，也起了一定作用，在澄江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大与澄江建立了日常交流机制，每年派出支教团到澄江支教交流。每年针对澄江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此外，还开展“组团式”技术帮扶澄江。

　　澄江城西的一片占地196.2亩、总建筑面积22.54万平方米的工地上，正在加紧建设。不远的将来，这里将诞生中山大学澄江市医院。按照计划，预计今年内这所医院门诊部将开门接诊，澄江与中大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将再谱新篇。（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