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兴林

认真学习思考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可以看出它们出台的历史背景具有共性特征。一方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表明了历史经验的可借鉴性，从而也就诠释了党重视历史经验的科学性。研究发现，两个决议出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于实现党的团结统一。

在历史转折关头总结经验，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进入1945年以后，抗战胜利前景日趋明朗，一个新的历史任务摆在全党面前，那就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另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毛泽东强调：“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实现全党的团结，必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正如1942年3月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历史文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这个转变，必须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

清除党内错误思潮，为统一全党思想奠定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大多数新党员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存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党内“左”右倾错误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邓小平同志曾分析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于是，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澄清党历史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澄清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并为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在此基础上统一思想、明辨是非、实现团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中解脱出来，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惕的现象，受极“左”错误影响，党内政治上思想上的严重混乱难以短期消除，纠正历史积案的工作也难以深入彻底推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成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依据。

正本清源，确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经过大革命时期的萌芽、土地革命时期的形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逐步趋于成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经过整风，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一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指导思想方面“左”右倾错误及其表现和危害，并且指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于是，党的七大顺理成章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指导思想上的极“左”错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核心就是否定“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在此基础上，才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当时，在这方面，党内外的思想认识是不统一的，由此影响了党的团结。这就必然需要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点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高高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标志着指导思想拨乱反正任务完成。

确立党的领导核心，为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历史经验表明，实现党的团结统一，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在长期革命斗争考验中，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领袖地位不断形成和巩固，到延安整风时期已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因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成立二十四年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特别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结论，提出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从而为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做了充分准备。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错误在政治上、组织上造成的消极影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被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政治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成为最大政治任务。邓小平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责任担当、高超的领导艺术、卓越的历史功勋，特别是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取得的显著成效而成为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领导，巩固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