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聂耳在大观楼附近桥上拉琴

聂耳抄录的民间器乐曲牌

1982年2月15日，玉溪地区花灯团创作演出了大型花灯剧《聂耳还乡》，这是剧照之一。

□ 崎松

聂耳童年时代，母亲彭寂宽为了哄他睡觉，常常把故事用花灯曲调唱给他听。聂耳长大后，一直是云南花灯最热心的观众。

逢年过节，昆明街头经常会出现郊区农民业余剧团进城演出花灯的队伍。他们沿着街道递“灯帖”，向主人家祝贺节日。接到“灯帖”的主人家除了备烟茶糖果招待外，还要随心给花灯队一点“欢喜钱”算作报酬。由于在每家门前只演唱几分钟，场面又十分热闹，所以一般很少会有人拒绝。聂耳小时候只要听到门外锣鼓声响，就会跑出来混在人群中，挤到前排，蹲下来看花灯演出。

外号“小四狗”的由来

云南花灯来源于中国祭社及元宵灯节的社火歌舞。这些社火俗曲自明代传入云南后又与省内的民间艺术民风民俗相融合，逐渐形成花灯。开始形成时以歌舞为主，后来从歌舞向戏剧转化。由于这些灯调来自民间，不仅具有欢快、健康、爽朗、生动的艺术风格，同时易学、易记、易懂、易演，因此在云南广为流传。

聂耳看过的花灯小戏有《包二接姐姐》《四狗闹家》《安安送米》等。这些常用的花灯曲调如“出门板”“五里塘”“全十字”“补缸调”“放羊调”“玉娥郎”等，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哼唱。

特别是《四狗闹家》给聂耳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唱的内容是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小四狗的父亲早逝，由母亲带着他们姐弟三人劳作生活。这些剧情与聂耳的家庭相似，他在家里也排行老四，就看得更加入神。小四狗的唱段生动有趣：

“一只小雀一个头，两只小眼黑黝黝。一飞飞到院场上，悄悄来把稻谷偷。”

四狗妈的唱段，又会自然让聂耳联想到母亲为儿为女操劳的身影：

“燕子做窝梁上忙，飞来飞去把泥衔。鸟窝筑在大梁上，为儿辛苦为儿忙。”

因为这个小戏，亲友们便亲昵地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四狗”。

玉溪花灯是云南花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辛亥革命以后经过民间艺人不断修改润色，艺术表现功能性更强，曲调可分为抒情性、说唱性、叙事性、悲哀性等。聂耳对花灯曲调颇为欣赏，看过演出之后，他常把一些曲调用简谱记了下来，这对他后来的音乐创作起了很大作用。聂耳除了在昆明街头和茶室看过花灯演出，回老家玉溪时也看过花灯。因此，1934年，他在上海为电影故事片《一个女明星》创作主题歌时，就是用“玉娥郎”的玉溪花灯调改编创作了《一个女明星》这首歌。

爱上滇剧和洞经

上初中以后，到了星期日，聂耳经常约着他三哥聂叙伦等一起到昆明的滇剧院“群舞台”和“云仙茶园”看滇剧演出。他对当时著名滇剧演员粟成之演唱的《空城计》、王树萱表演的《裁缝偷布》、李少兰主演的《黛玉葬花》等戏都非常喜爱。回到家里，他还记下了一些曲谱。有一次，他自编自唱过一段讽刺“大少爷”的滇戏唱词：“大少爷出房门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在连笑几声后，接着唱大少爷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依靠祖业虽然享乐并得意一时，但到了最后却落得个无衣无食、沿街乞讨的悲惨结局。聂耳写这段唱词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小时候一个有钱人家的小伙伴骂过他是“叫花子”，这说明他对于那些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是很鄙视的。

有一天，聂耳同他三哥一起到翠湖散步，路过三牌坊的“三丰庵”时，听到从门口传出一阵阵悦耳的乐器演奏声，接着还有锣鼓和大钹的响声。他们仔细一听，还夹杂着合唱在里面，有时也听到敲木鱼、打铜磬的声音。这是他们头一次听到这种音乐，好奇心使他们想看个明白，于是兄弟俩一同走进了“三丰庵”去看热闹。

进了庙堂后，只见里面香烟缭绕，一群人正在念经。庙堂正中供奉着“文昌帝君”的神像，供桌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供品。供桌前边、左右两侧放着条桌，在条桌后面坐着十多个穿长衫马褂的“斯文人”，他们正在很认真地演奏各种乐器。东边的管弦乐器有唢呐、三弦、古筝、七弦琴等，首座是位老人，他手拿两片木板打着拍子。西边是打击乐，有大锣、小锣、大钹、小钹、木鱼、铜磬、大鼓等。好家伙！他们几乎把我国古今使用的主要乐器都用上了，真叫人大开眼界。

这些“斯文人”合奏的乐曲非常古朴，每一首曲调都不长。有的旋律清越舒缓，飘然若仙；有的乡土味很浓，韵味十足；有的气势壮阔，活泼欢快。特别是那些打击乐很有节奏，听了扣人心弦。只是那些用七言绝句吟唱的诗词，有些听得不太清楚。

正听得入神时，聂耳突然发现一位姓姚的老邻居也坐在这个队伍里吹奏笛子。

姚大叔口授洞经曲

聂耳家的成春堂中药铺原来在藩台衙门营业时，姚大叔就住在他家隔壁，是老邻居了。现在虽然不住一处了，但互相仍十分熟悉。聂耳专程去拜访他，目的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曲谱，并了解一些与之有关的音乐知识。姚大叔是个很热心的人，听聂耳讲明来意之后，表示一定尽力满足他的要求。

姚大叔向聂耳介绍说，他们弹演的乐曲叫洞经调，他参加洞经会有好几年时间了。据老前辈讲，洞经音乐是明代末年传入云南的，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各地洞经会的组织叫法不一样，名称各异。昆明有同仁学、宏文学、保庶学等10个会。当时，大理、玉溪、通海、文山的洞经弹演都很活跃。

音乐是伴着历史前进的，在几百年的封建社会里，洞经逐步融汇了儒家音乐、道教音乐、佛教音乐、民间音乐，甚至某些宫廷音乐的成分，故而庄重典雅。洞经弹演多用于迎神庆典或祭祀礼赞等，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万事大吉，因此很受群众欢迎。洞经音乐有声乐曲和器乐曲之分，曲牌有《浪淘沙》《一江风》《小桃红》《蓬莱官》《老羊调》《宏仁卦》等数十种，各有特色。

同时，姚大叔还告诉聂耳，他们学习洞经没有什么简谱，只能用工尺谱哼唱给聂耳听，再由聂耳用简谱来记。这样，聂耳终于记下了一些好听的洞经调。

重视民间音乐

聂耳从小热爱音乐，特别喜欢琢磨和观察多种乐器的演奏技术，加上平时苦学苦练，所以提高很快。他就像辛勤的蜜蜂一样，飞翔在彩云之南这块红土高原上，博采百花的花粉，为将来酿造蜂蜜积累着各种素材。后来他到上海工作时所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就是以洞经调《宏仁卦》为素材改编而成的。

去上海工作之后，1934年10月31日，聂耳还给他在昆明的好友张庾侯写信说：“想不到你竟大跑其地方，可惜我在先前没有知道，否则我将给你一个计划书，在调查边地音乐的工作上，多少可以帮我一部分忙。”可见他重视民间音乐学习与研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聂耳学习和记录花灯曲调时只有10多岁，当时，花灯这种民间艺术被统治阶级视为“下九流”，花灯艺人只能在街头或茶馆卖唱，他们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受侮辱，过的是朝不保夕的半乞讨生活。由于封建意识浓厚，女人不能出场演出，剧中的女角只能由男人扮演。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花灯、滇剧这两个地方剧种早已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花灯、滇剧这两朵艳丽的山茶花更是枯木逢春，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焕发了青春，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艺术舞台上。

洞经音乐也走上了全国各地的舞台，在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昆明洞经乐团演奏了聂耳的器乐曲《翠湖春晓》，乐曲结束，赢得了国际友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本文配图均为崎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