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聂耳（前排左二）与家人合影。

聂耳日记本上的英语单词

聂耳在联合中学上学时的验到表

聂耳幼年，他的父亲就病故了，上学问题，历来都是非常困难的。1925年高小毕业，这个问题再次摆到他的面前。工作吧，年纪又小，学到的知识还有限，去哪里找适合的工作呢？上学吧，中学的费用比起小学来要高得多。家里哪有经济能力支付各种费用，母亲彭寂宽已经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累弯了腰。

联合中学的插班生

为了能够继续上学，在求实小学一位热心教师的帮助下，聂耳决定报考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这个学校主要是招收昆明等十一个县属的学生，外县的学生必须住校，昆明的学生可以走读，也可以在家里吃饭，这样就不用交纳食宿费了。

由于在假期中从早到晚苦思苦学，认真做了准备，经过严格考试，聂耳终于被录取了。成了联合中学第九班的插班生，这次初中一年级共录取10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

随着知识不断增加，聂耳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尽管学校的功课已经很忙，他还是在晚上挤时间到昆明英语学会补习英语。

聂耳学习英语进步很快，方法多种多样。从字母到拼音，从书式音符到国际音标，他都认真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自己拼读，自己查字典。在朗读原文时，他特别注意发音的准确性，做到了一丝不苟。为了加强记忆，他把一些单词、单字抄在小卡片上，装在口袋里面，有空就拿出来练习。凡是不懂的东西就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有一天下午，三哥聂叙伦放学回家，到了门口时听到有两个外国人在他家争吵，同时还有一个女人从中劝解。他感到很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推开大门一看，原来是聂耳在专心自学英语，桌子上摆着一些英文书籍，他练得满头大汗。聂叙伦问：“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学习英语呢？我还以为是谁把外国人领到家里来了呢！”

“这是我最近想出来的新点子，通过人物争吵对话来学习英语。一是可以训练口语表达能力，二是可以加强记忆。你看能行吗？”聂耳说。

“好是好，但还要把写和讲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巩固。”聂叙伦这样回答他。

在读初中的两年半时间中，聂耳在昆明英语学会补习英语收获不小。他从初级班升入了中级班，又从中级班升到了高级班。读过的英语文学作品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天方夜谭》《鲁滨孙漂流记》等。初中毕业时，他已经能进行普通英语对话，用英语写日记。现存的《寒假日记》14篇，写于1927年11月30日至12月30日，就是他15岁时全英文书写的。在这些日记中记录了他学习马克思著作，练习乐器，参加文艺排练演出等情况。几十年后的今天读着这些日记，我们仍然会为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

资助云南革命的教育家

昆明英语学会的创办人是柏希文先生，法国人，著名教育家。他于1864年12月25日生于广州，父亲是法国布尼丹里人，法国驻上海领事署办事员。母亲是广东省高州人。他8岁就去英国，到16岁因病回到中国。柏希文懂得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后来他博览世界名著，致力于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的学习与研究。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颇具音乐天赋，钢琴弹得极好。对于贝多芬、瓦格纳、肖邦、莫扎特等音乐家的各种名曲，弹得也很娴熟，还是一位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

柏希文曾两次去日本考察社会生活，后来在越南组织“致和会”，创办《前程报》支援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当时，越南是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驻越南总督杜美尔下令逮捕他时，他不得不逃到广西。那时，领导重九起义的蔡锷还没来到昆明，正在广西创办陆军小学，特聘请柏希文为教官。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省都督，1912年，特邀请柏希文来云南工作，护国之役，他为蔡锷用英德、法等国文字，草拟了发给各国政府宣布云南独立的文书和讨伐袁世凯的“通电”，还把他经营锑业公司赚得的一大笔钱也用来资助革命。

柏希文很喜欢云南的风土、人情、气候，他认为要发展各项事业最缺的是人才，他的后半生便献给了云南的教育事业。因为母亲是中国人，自己又生在广州，所以他自认为中国是他的祖国。来到云南时，柏希文已有42岁，除一度在工业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前身）教授英语外，全部精力都用在创办昆明英语学会和达文英语学校上。他筹办英语学会让学校师生课外补习英语，自己亲自担任教师，学校经费是请社会上的富户捐助，学费收得很少。如果家庭无力负担者，则完全免费补习，聂耳就是他免收学费的学生之一。

一位无神论者

聂耳对柏希文老师的人品、经历等情况，也是进到英语学会补习班后才逐步知道的。最初，看到柏希文老师时，见他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老洋人，穿着一套灰褐色破旧大衣，手里经常拿着一把洋伞，提着一个装满英文书的黄色皮包，有时口里还叼着一支香烟，当时在一些进步学生的眼里，一看见洋人、一提到洋人都有点讨厌。直到听了柏希文循循善诱的讲课，从希腊罗马文化、莎士比亚讲到中国孔子、老庄哲学、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中西学说的演变，大家才真正认识了柏希文。特别是与他畅谈接触后，更为他关心热爱青年，为教育事业忘我奉献的精神所感动。

聂耳与柏希文的交往逐步加深后，柏希文不仅在英语方面对聂耳帮助很大，在思想道德方面也对聂耳有一定影响。柏希文的生活非常简朴，终身没有结婚，他在昆明广聚街（现在的金碧路）客栈内租了一间小房屋做卧室，摆了一张可以折叠的帆布椅子作为睡床，疲乏了把手里的书放下，盖上一床毛毯就睡了。这些都是柏老师生病时，聂耳去看望他时才得知的。

柏希文是一位一无家庭，二无财产，三无宗教信仰的教育家。是尊敬达尔文和哥白尼的无神论者，在讲课中，他经常对学生灌输无神论思想，不断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并阐述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的观点。当时，云南每年考上香港大学的几个公费大学生，都是他的门生。后来，许多走出云南去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也大多是他培养的学生。

语重心长，终生难忘

聂耳很关心柏老师的生活和健康，他知道柏老师有时只啃几片面包、喝几口开水，就算一餐饭了。昆明英语学会的经费由学生选出人来管理，柏希文只领取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有时弄到一点儿好吃的菜饭，柏希文也要叫上几个贫苦学生和他一起吃。在聂耳眼里，柏老师算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国际主义者，只要不见他来上课，聂耳就到他的住所探望他，聂耳还向柏老师借过书。谈起音乐来，两人更是有说不完的话。柏希文知道聂耳喜欢音乐，就用自己的钢琴教他弹奏。有一次柏希文得了重感冒，头痛发烧，卧床不起，聂耳就请假去照顾他，到客栈里为他煨药、烧开水，还从家里带饭给他。柏希文得到聂耳的悉心护理，很受感动。他给聂耳讲过肖邦的故事，教聂耳用钢琴弹奏过肖邦创作的乐曲《战士》，鼓励聂耳一定要学好乐理知识，为今后的深造打下基础。

在相互交谈中，聂耳说：“柏先生，你的知识渊博，生活清贫，处世乐观，为我们云南培养外语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只是我家里很穷，靠老母亲开一间小药铺来养活全家，没有经济能力来帮助先生，实在是对不起。但你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适当休息，这样才可以继续办学的。”

“生活清贫些不怕，一个人怕的是知识贫乏。从某种角度上讲，清贫与淡泊还能锻炼人的意志力。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但你小小年纪做到了人穷志不穷就不简单。你的英语基础很好，对音乐也很有悟性，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将来一定前程光明。”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使聂耳终生难忘。

1940年12月28日，柏希文病故于昆明，享年76岁。临终前10天，他还坚持到学校讲课。他的学生们把他葬于昆明西山风景区华亭寺东侧，丧葬费用是由在昆明经商的玉溪人、爱国民主人士郑一斋先生（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岳父）赞助支付的。 （本文配图均为崎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