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聂耳加入共青团时的留影。

1929年聂耳（右）与同学邓象涟合影。

□  崎松

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间是1928年8月，当时他有16岁。入团的地点在昆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师”）。

参加“读书会”活动

聂耳在省师读书的时候，正是昆明学生爱国运动高涨的时期，省师是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种种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左右两派的斗争十分尖锐。聂耳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经常参加游行示威和文艺宣传活动，思想十分活跃。起初他参加了本校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活动，读过不少进步书刊。

五四运动后，大批新书涌进云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先后传播到云南。聂耳不仅喜欢读鲁迅的作品，还读过《东方杂志》列宁专号，在日记里摘抄过马克思的生平。在党团组织的关怀下，他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从一个具有朴素正义感的普通青年发展成为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

冒险探监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6月，他派李宗黄来到云南指使龙云配合大搞“清党”运动，下令逮捕了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李鑫等4人。地下党发动群众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宣传活动中，一个由成德中学的学生、共青团员梁元斌带领的宣传小组，在武成路宣传时，揭露了蒋介石和李宗黄镇压革命运动的罪行，被特务枪杀，梁元斌当场中弹牺牲。特务的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当天下午，全市学生和群众一万多人奔赴现场，抬着烈士的遗体游行，高呼“打倒反革命”“枪毙李宗黄”等口号直到深夜，给了国民党派反动有力的回击。

在“清党”被捕的革命者中，有一位在省师教化学的段老师，年仅28岁，被判了死刑。其实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新滇社”这个进步组织的骨干。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救援狱中的同志，秘密成立了“济难会”，让他们以亲友的身份去探监。聂耳这时已参加了“济难会”，组织上让他以私人的名义到监狱里探望段老师。探望已判死刑的政治犯特别严格，到门口不仅要详细盘问搜身检查，又规定讲话时间不许超过五分钟，不许谈论政治等。聂耳见到段老师时大声说：“段老师，我来看看你。”段老师用十分惊喜的目光看着这个十六岁的孩子问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姓聂，是你的学生。”聂耳回答说。

“啊？我的学生多，记不清了。你怎么敢来看我？”

“我带来一斤鸡蛋糕，两块银圆，请老师收下。”聂耳把东西递给看守员，经过检查，由看守员把东西递给了段老师。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被判死刑后还有学生这样关心自己，心情万分激动。在组织的安排下，聂耳先后去监狱探望过段老师两次，他勇敢、机智地完成了任务。后来，经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段老师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经过打听才知道，几次冒着危险来探监的学生就是聂耳。

腥风血雨的考验

一天中午，聂耳全家正在吃饭，突然街上响起了嘈杂的跑步声，全家出门一看，原来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着三个戴着脚镣、手铐的人游街示众，恫吓老百姓。这两男一女中，男的一个叫罗采，一个叫陈祖武，女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赵琼仙老师。他们抬头挺胸，边走边喊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这是云南省第一次公开枪杀共产党员。

聂耳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追随着人群到地台寺刑场观看，国民党匪兵不让赵老师高呼口号，她的嘴被手巾塞住。一阵枪响后，三位烈士英勇牺牲。这时一名凶犯走到赵琼仙遗体旁边，把她的头发揪起来，割下她的头颅后又对着她的心窝狠狠地划了几刀，掏出一颗血淋淋的心来。聂耳咬紧牙关，把满腔的仇恨咽下肚里，对国民党的愤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这是1928年3月30日，在昆明发生的一起惨案。当时，赵琼仙才有23岁，她是云南第一批入党的中共党员，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负责云南妇女运动的工作。1927年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发动广大男女青年参加活动。白天召开了有30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行进到华山西路时，正好碰上唐继尧乘坐轿车经过。队伍把他围起来高呼“打倒军阀唐继尧”，唐继尧狼狈地逃跑了。聂耳参加过三八节晚会演出，所以他是认识赵琼仙老师的。

1928年，是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第二年，也是革命处于低潮的岁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高压下，在无数革命烈士被屠杀的历史背景下，聂耳立场坚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他写下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

成为共青团员

1928年8月一个月明星稀的傍晚，在郭耀辰同志的带领下，共青团书记李国柱同志约见了聂耳。地点在翠湖边上，他们见到一个穿长衫的人影后急忙赶上前去，三个人走成一排。

李国柱紧紧握着聂耳的手说：“守信同学，见到你很高兴。你的许多情况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一位好青年。你和同学们处得不错，又有很好的音乐天赋和表演才华，希望你更加努力，取得更多的进步！”聂耳表示：“我什么都很差，希望你多多帮助，让我早日能够做一个共青团员，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很好，你愿意参加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今后还要多注意安全。”李国柱同志说完话后，为避免引起行人注意，他们很快就分手了。不久，聂耳的申请书就批下来了，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昆明的党团组织活动已转入地下，党的代名是“大学”，团的代名是“中学”。李国柱同志是巧家县人，最早在省立一中当图书管理员。其革命身份暴露后转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

聂耳加入共青团以后，对革命工作更加热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据他的入团介绍人郭耀辰同志回忆，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共同学习过《共产主义ABC》。还多次秘密印刷传单小报到翠湖一带张贴和散发。

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七·一一”火药库爆炸事件。从北仓坡到北门街、青云街一带都惨遭破坏，老百姓死伤近万人，房屋倒塌不计其数，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其原因是，为了参与军阀混战，龙云把大批火药从城外迁入城内，用牛车运输火药的路上，由于木轮摩擦石板引起火药爆炸。面对巨大的灾难，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成立“七·一一青年救济团”，他们除为灾民服务外，还向民众宣传引起火药库爆炸的真相。鼓动大家共同向反动派政府请愿，要求惩办祸首，赔偿灾民的损失，同时揭穿反动派嫁祸共产党的种种谣言。聂耳是“青年救济团”的成员，参加了各种活动，并在活动中不断茁壮成长。

除了郭耀辰在回忆录中较为详细地讲述过他介绍聂耳入团的过程外，还有另一个聂耳的同班同学邓象涟也写过一篇回忆录，讲述了他介绍聂耳入团的经过。

邓象涟说他1927年考入省师后，与聂耳同班、同宿舍，生活学习常在一起。他比聂耳大一点，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年龄较小，参加校内外文艺演出和学生运动表现都很突出，但没有达到入党的岁数，便由他介绍聂耳加入了共青团。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入团、入党都是秘密的，手续也相对较为简单一些，加之年代久远，所以回忆者难免有误，不同的说法，可以供后人研究参考。

（图片由崎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