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传兵

云南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中原地区要晚很多，但却在春秋末期至秦汉时代孕育出古滇国青铜文化，并以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浓郁的民族风格享誉海内外，成为青铜时代“最后的辉煌”。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数量多、档次高的精美文物，其中如牛虎铜案，已成为古滇国青铜文化，乃至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江川李家山青铜文化就是玉溪市一项弥足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近来，玉溪市、江川区正依托这个文化宝库，打造前卫古滇铜街，规划特色青铜文化小镇，积极推进青铜文化产业发展。当下，如何跳出区域限制，将古滇国青铜文化置于“中国―中南半岛”民族文化的交汇点上，置于“一带一路”的文化带上，用多元、世界的眼光审视李家山古墓群的历史与文化，重新认识评估其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显然具有非常迫切且现实的意义。

古滇青铜文化繁荣高峰

李家山位于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星云湖北岸，站在山顶，湖面波光一望而收。李家山以南不远处，有一个村庄叫龙街。唐代的绛县与明代崇祯七年之前的江川县，县治都在龙街。明代的《正德云南志》上说“江川县，星云湖北，汉时名碌云异城”，又说“战国时为滇国地，汉元封初置俞元县，属益州郡”。碌云异城与俞元城是否是同一座城呢？

按照清代《康熙江川县志》的记载，碌云异城位于江城镇南面四里，即星云湖北岸的龙街村。云南大学的尤中教授在《云南地方沿革史》一书中指出，西汉俞元县“驻今江川海（星云湖）北岸之龙街”。可见碌云异城与俞元城应是夷汉称谓不同，同城异名。

我们为李家山找到一个历史地理的坐标后，再说李家山古墓群。据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的统计数据：1972年1月至5月，李家山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文物1300余件（套）。1991年底到1992年初，李家山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清理墓葬58座，出土文物近3000件（套），此次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李家山古墓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上这些数据，让我们对李家山的考古发掘有了一个概念化、模糊的认识。而将李家山古滇国青铜文化生动的细部、丰富的内涵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古墓中出土的牛虎铜案、纺织场面铜贮贝器、三骑士铜鼓等一大批造型奇特、纹饰精美、工艺精湛、极具古滇国风格的青铜器。赞叹之余，有人不禁要问：李家山墓主人的身份如何鉴别？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在考古学、历史学里到底有何种价值和地位？

发表于1975年第2期《考古学报》的《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认为，发掘的27座古墓中：一类墓的年代应到战国至汉武帝开滇推行郡县制之前；二、三类墓的年代上限是西汉中期，下限是东汉初期，并认定墓主是“滇王的臣属或‘同姓相扶’的宗族”。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常羌降汉，西汉王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巧合的是，1956年考古人员在晋宁石寨山第二次发掘时从6号墓的漆棺底部清理出一枚金印，上书“滇王之印”。专家由此认定6号墓的主人是一代滇王。此后，考古学界取得了共识：石寨山之外，在滇中地区发掘出土的滇文化墓葬主人，其等级地位都不应高于滇王。

然而，随着考古工作者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的深入研究后发现，历史的真实显然要比依据一次考古调查作出的推断复杂得多。已故的青铜文化研究专家张增祺，曾是1972年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的领队，他在对石寨山与李家山两地出土的文物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之后发现：

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都是一些中小型墓，墓室较小，随葬品种类及数量均十分有限。李家山墓地则不同，已经出现大型墓，出土了牛虎铜案、虎牛鹿铜贮贝器及船纹铜鼓等一批高等级的青铜器。

西汉中期，石寨山墓地出现了随葬品数量多、品类繁及制作工艺精湛的大墓，西汉后期已基本消失，其繁荣时间只有100年左右。

而李家山墓地西汉中晚期仍有大型墓出土，盛兴时间从战国末一直到西汉后期，前后延续了200年的漫长时间，比石寨山墓地要长得多。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曾主持过晋宁石寨山、澄江金莲山等重大考古工作。他在2014年发表于《南方文物》的论文《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社会结构解析》中对李家山两次考古发掘的墓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得出了许多惊人的发现：

李家山墓地的等级森严，最大规模的墓地是最小规模的200倍。将李家山早期墓地分为五个等级：王、显贵、贵族、自有经济人员、一般战士兼工匠。第Ⅰ等级的24号大墓，随葬4面铜鼓，其中有两面里面装满海贝、一件铜案，即牛虎铜案，是目前石寨山文化（即滇文化）中唯一的一件。由此推断第Ⅰ等级的墓主应该是：王。

文章最后还特别指出：“李家山墓地在青铜礼器、等级构成、性别指示器等方面都与晋宁石寨山相同，显示他们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

对于蒋志龙的这个结论，江川区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杨忠德非常赞同。他参与过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考古发掘，曾目睹过一件最为奇特的青铜器——“叠鼓形铜贮贝器”的出土，这种“叠鼓”造型的器物，之前，在滇文化中仅见于晋宁石寨山墓葬中。杨忠德由此推断，这件出土李家山69号墓的青铜器等级极高。蒋志龙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社会结构解析》一文中，也将69号墓主的身份定为：“王”一级。

说到这里，可能读者会有疑惑：为何李家山古墓群也有“王”的存在。

查考云南地方史志，我们会发现，明清时期临安府所辖的玉溪市与红河州数县属于古滇国“同姓相扶”的属国——町国。清代的《雍正临安府志》上说，庄蹻立町国。又据《元史·地理志》关于“河西县”的记载：“县在杞麓湖之南，夷名其地曰休腊。昔庄蹻王其地。”这段记载直接点明了庄蹻到云南之后，最先称王的地方不在滇池，而是杞麓湖南岸。张增祺认为，滇国统治者很可能发迹于玉溪“三湖”地区，后来才逐渐向滇池沿岸扩展。汉武帝开滇后，滇国势力又退回到星云湖沿岸。

杞麓湖南岸的休腊城与星云湖北岸的碌云异城都在地方史上留下了诸多记载。而在滇文化中，王族墓地与王城的距离都不会太远，一旦专家对李家山王族墓地的推断成立，碌云异城很有可能是滇国某一时期的王城。

综上所述，李家山青铜文化在古代滇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已经很明晰了，借用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的一句评语：“战国西汉时期，滇中是云南青铜文化最发达地区，以‘滇国’为核心的滇池、抚仙湖周遭代表了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峰。”这里说的高峰当然就是李家山与石寨山“双峰”并峙。

虎牛鹿铜贮贝器。

中国青铜文化重要代表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说：“中国青铜时代便是历史上的三代，从公元前二千年以前，一直持续到公元前五百年以后。”明确指出夏、商、周三代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前后经历约1600年。这一时期，在黄流河域出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安阳殷墟文化，在长江流域出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都是闻名世界的青铜文化。

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正好是春秋晚期。此时楚雄万家坝，昆明人部族以万家坝型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正在孕育成熟。在滇中高原湖泊地区，石寨山的青铜文化才刚刚露出曙光，李家山下生活的滇人已经学会了制造铜牛、铜斧、铜戈、铜枕、贮贝器等青铜器物。

玉溪市文物管理所田野考古室主任、副研究馆员李洪海曾参加过古墓群第二次考古发掘。在他看来，1972年发掘的21号墓是李家山最早的墓葬遗存，墓中出土的木柄残片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为距今约2500年，即公元前550年左右，相当于春秋晚期，随葬器物以铜铸为主，多是滇式器物。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馆长李红成认为，公元前五世纪正是以李家山为代表的滇文化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使用青铜器的数量多、范围广、种类齐全，造型风格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它吸纳了中国青铜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铸造技术，以当地的土著文化为本，接纳了北方草原文化、东南亚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李家山青铜文化虽然晚出，却是中国青铜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

在李家山青铜文化中，最能体现“集大成者”的代表器物非24号大墓出土的牛虎铜案莫属。上文中，蒋志龙推断24号墓的墓主是“王”，而牛虎铜案确实也有王者的风范。

这件滇文化的艺术精品，案身由一虎二牛组成，大牛背为案面，牛腿为案腿，一虎咬牛尾，似有倾倒之势，而大牛腹中躲藏的小牛则让案身实现了平衡。这件铜案构思新颖而不落俗套，铸造难度大，充分体现了云南古代民族的聪明与才智。

樊海涛在其《牛虎铜案新解》一文中评价：牛虎铜案不是生活实用品，而是滇国重器，是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礼器。牛虎铜案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闻名，它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这样的美誉在世间流传。

有人说，李家山出土了种类繁多的青铜器，如果将铜鼓、贮贝器、铜俑、铜扣饰等器物上的人物、动物、场景、纹饰与造型置于一个平面上，差不多就构成了一幅古滇国的《清明上河图》，一部古滇国的无字史书。

因参与过第二次发掘，而对李家山情有独钟的李洪海认为，写实性和叙事性是李家山青铜文化艺术最鲜明的风格和特征。各种形状的扣饰、金银玉石装饰品等古滇青铜文化中常见的装饰几乎悉数登场；贮贝器盖上反映战争、祭祀、剽牛、献俘、纺织等宏大场景的作品大量出现；线雕、针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及镶嵌、鎏金、镀锡等艺术表现手法也几乎全部上阵；铜葫芦笙和铜编钟的出现，象征着音乐和舞蹈艺术上升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古滇国的青铜艺术在李家山出土文物上体现得更趋繁荣，更趋登峰造极。

可以说，李家山青铜文化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精湛的铸造工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而著称于世，就是放到我国青铜时代的繁荣时期也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

三骑士铜鼓。

世界青铜文化重要区域

在世界范围内，青铜时代的范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古滇国青铜时代的源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晚于滇西地区。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省、市、县三级考古工作者对通海杞麓湖东岸的兴义贝丘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一堆铜矿石和炼渣，一块用以浇铸铜箭头的石范，特别是两个闪烁着古滇人智慧光芒的青铜鱼钩，在引导我们找到古滇国青铜文化源头的同时，也将云南青铜时代的上限提前到了3400年前的商代早期。考古队还在遗址中找到了一批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遗存相似度很高的器物及五枚4000年前可能产自海洋的海贝，为现代人勾勒出了一块开放、富足的早期滇文化领地及南方丝绸之路在商周时期的形态。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意外地发现了中缅印陆上通道——蜀通身毒道，即后世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而中线就是连通四川、云南、越南的蜀滇越通道，在汉代称为滇越进桑道，唐代称为步头路。据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在其专著《南方丝绸之路》一书中考证，滇越进桑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通了。同时，这条通道因为沟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成了我国古代西南重要的交通线路。上文提及的通海杞麓湖、兴义贝丘遗址，江川星云湖、李家山、碌云异城，晋宁的晋城、石寨山、滇池……这些滇中地区的历史地理坐标恰好就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上。所以，我们看到了李家山古滇青铜文化融汇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

说起外来文化的影响，杨忠德首先想到的是李家山出土的种类繁多的铜扣饰，学界称之为“动物纹”牌饰或“斯基泰式”青铜器，这些器物上大多以动物纹为题材，尤其以动物搏斗图案居多，如“一虎噬猪”“二人猎鹿”“剽牛祭祀”等，这是一种北方草原文化，在流传到滇中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而后形成了主要见于李家山、石寨山滇文化墓葬中的青铜艺术珍品。

张增祺认为，古滇人并不照搬或翻制斯基泰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在表现手法和制作工艺上更加生动和不落俗套。

北方草原文化是如何传到滇中地区呢？杨忠德认为，一种可能是由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羌人、嶲人向南迁徙带入云南的；另外一种可能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传入滇中地区。无独有偶，李家山47号墓出土的旋纹金饰制作工艺出自欧亚草原；李家山69号墓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出自印度河流域；1972年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发掘，八座一类墓（战国末至西汉初）共出土海贝300余公斤，约11万枚，都是交易用的“国际货币”，产地都是海洋……这些都说明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是多样的、频繁的。

古滇青铜文化与外界的交流既有单向的，也有双向的。东山文化是东南亚地区闻名于世界的古代文明，因最早发现于越南清化省东山村而得名。李洪海认为，李家山的滇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两者存在相互影响、来往紧密的关系，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百越文化。战国至秦汉时期东山文化受滇中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东山文化中的主要兵器和生产工具与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如三穿直内曲援铜戈、一字形格青铜短剑、柳叶形矛、靴形铜斧、尖叶形铜锄、梯形和有肩铜斧等，这些器物大多仅见于滇青铜文化和东山文化。东山文化中的铜鼓，其器形和纹饰与李家山和石寨山的完全相同，均可归为“石寨山型”。而其中古滇青铜文化中的靴形斧又被学界认为是源于东山文化。

尽管有那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李家山青铜文化却能保持它的原创性、民族性、地域性，并以此在世界青铜时代享有一席之地。

李家山青铜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当然还得数牛虎铜案，如今，它作为古滇青铜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早已闻名世界。其次就是用于存放古滇王国“国际货币”的贮贝器。这类青铜器是古滇国独创，且多见于高等级墓葬中，因而李家山也成了贮贝器的主要出土地，著名的如虎牛鹿铜贮贝器、五牛一鼓铜贮贝器、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祭祀场面铜贮贝器等。樊海涛认为，贮贝器是古滇青铜文化的独特代表, 它的出现, 逐渐取代铜鼓成为滇国重器。它器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最高成就，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李家山青铜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东汉初期，前后延续了两百多年而不中断。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中原汉文化的南移，它的繁荣时代落幕了。不过我们相信，越是地方的、民族的、原创的，越是世界的。李家山的青铜之光依然会在新时代的丝路上闪耀，除了光芒四射的牛虎铜案、虎牛鹿铜贮贝器等出土文物外，还有上百座深埋于星云湖畔的古滇墓葬，值得世人期待。

（图片由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