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郑易里。（红塔区文管所供图）

1931年3月12日云丰申庄老板与店员合影，右为聂耳。（资料图）

□  郑直  蓝德健

今年是聂耳诞辰110周年，他生命中最后五年的大半时光是在上海度过的，正是在上海，聂耳从一名学校文艺骨干历练成为著名的人民音乐家。我们在纪念聂耳的同时，不能忘记在他困难时伸出援手、在他思想迷茫时给予指点的同乡和好友。其中，郑易里就是对聂耳影响最深的一位同乡和长辈。郑易里和聂耳都是云南玉溪人，聂耳的三哥聂叙伦是郑易里的二哥郑一斋的大女婿，郑易里虽是聂叙伦的堂叔，但他们年龄相仿，聊得在一起，又都喜欢音乐，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1930年聂耳在昆明上学，那时的聂耳已经显露出极高的文艺天赋，吹拉弹唱，演话剧，扮男角、女角，无所不能，经常活跃在舞台上。他因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8岁的聂耳为躲避当局的迫害，于当年8月1日从昆明来到上海。当时，郑易里在上海已站稳脚跟，他遵照二哥郑一斋的指示，在黄浦江附近的法大路开了一家商栈，专门批发云南的土特产，同时也为在昆明的哥哥办货，经济上自然比较宽裕。聂叙伦知道郑易里在云南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思想上牢靠，所以就把聂耳托付给他。聂耳到上海后，经常和郑易里在一起。郑易里只比聂耳大6岁，但从辈分上讲，他比聂耳长一辈，聂耳叫他“七叔”（郑易里在家排行老七）。聂耳1930年夏到上海，1935年春赴日本，也就是说，在聂耳生命的最后5年，他跟郑易里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聂耳的日记里多次出现“郑”“雨笙”“笙”“重良”等字样，都是指郑易里（郑易里大名郑重良，字雨笙）。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对郑易里非常信赖和崇拜。

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被破坏，郑易里逃亡上海，第二年又赶上上海出了个大叛徒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共产党人被抓、被杀，一片白色恐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郑易里无法跟党组织接上关系，但他仍然坚守着革命理想，一边经商，一边参加上海闸北区“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民国时期的上海是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思想不成熟的年轻人很容易堕落其中。郑易里知道聂耳在昆明积极参加宣传革命的学生运动，是个有革命理想的年轻人，但是18岁的他年纪轻轻，涉世不深，生性又活泼好动，郑易里生怕聂耳走上歪路，于是就介绍他参加上海虹口区的“反帝大同盟”，还告诫他工作再忙也不要放弃学习，尤其是外语。

聂耳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云丰申庄负责采买货物，并发往昆明，每天四处奔波劳碌，住所简陋，环境嘈杂。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在一家培训学校报了英语班，上了一次课后，发现这个班教授的英语程度太浅，还不如自己的水平，完全没有必要再在这儿学习。郑易里知道后就劝他：“学日语吧，中国人学日语相对容易些。”于是聂耳又报了一个日语班，郑易里为他买了《日文典纲要》等参考书。上了几个月的课后，聪明的聂耳便摸到了这个日语班的底数，觉得还不如抱着《日文典纲要》自学好，有问题还可以问七叔。于是，按照约定，每周周三、周六郑易里为他解难释疑。除此之外，聂耳还经常去日本人成堆的四川北路听日本人交谈，学习他们的发音和语调。聂耳还自学小提琴，他因帮家乡好友在上海租赁影片，得到100元酬金，一半寄给家乡的母亲，另一半买了冬衣和一把小提琴，此后他便每天坚持练琴。

聂耳的住处离黄浦江码头不远，一天晚上，天气又热又闷，郑易里去找聂耳，两人一起去黄浦江码头乘凉谈心。忽然聂耳停止说话，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举起一只手拦在郑易里的面前，轻声而又短促地说：“听！听！”原来在风声、浪声、汽笛声中飘扬着一种优美有力的旋律，那就是不远处码头工人搬运货物时哼唱的简单、重复的劳动号子。听了一会儿，他连声说：“美妙极了，美妙极了！”郑易里在昆明的时候就知道聂耳是学校的文艺活跃分子，但想不到他对音乐有这么深的感悟，竟能捕捉到生活中的旋律。

不久，云丰申庄因走私货物而被查封。聂耳的生活没了着落，便在报上苦苦寻觅招聘信息。当他发现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其中包含明月歌剧社的班底）招考练习生的广告时，他欣喜若狂，因为正式录取后的待遇是“供给食宿，按月津贴零用十元”，这样不光符合自己的兴趣，连生活也不愁了。于是，聂耳欣然前往报考并顺利被录用，他十分高兴。从此聂耳的生活就变成了排练、演出，业余时间向社内小提琴老师王人艺学习小提琴，练习钢琴，和同事一起看看电影，在宿舍里聊天说笑。艺人们都是很会“耍宝”的，在这方面聂耳似乎更胜一筹，他时常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郑易里看出聂耳在歌舞班的生活状况，很担心他变得浮躁起来，虚度了年华，便鼓励聂耳说：“你现在英文、日文都有一定基础了，通过翻译一些简单的文章，你的水平会提高得更快。趁你现在还年轻，抓紧提高水平，一旦有需要时马上就能派上用场。”接着他们又聊起各自的年龄，两人相差6岁，郑易里说：“我在五年之内不知要做多少事哩！”聂耳听后，在日记里写道：“我何尝不希望这样，可总是潮涌奔放地沉浮不定，我该如何上进呢？”郑易里觉得，聂耳所处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但他还是要求进步的，只是因为年轻，精力旺盛无处发挥罢了。聂耳很聪明，只要引导得当，他会很有前途的，特别是在音乐方面。

平时，郑易里在和聂耳接触时，经常和他讨论人生哲学问题，勉励他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看一些哲学书籍和进步书籍。1931年夏，聂耳在回顾离开家乡一年来情况的日记中写道：“我背驰了原定的路线，我放松了某一种中心思想的发展……”“不论你从哪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与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目标）发达。”当他和郑易里说起这些想法时，郑易里说：“我也时常觉得脑子里有饥荒，我们都需要正确的思想养料。”聂耳决心加强学习，向郑易里借了《反杜林论》等书籍来读。几个月后，他在日记中用英文写道：“过去的聂守信，不是现在的聂耳。”聂耳决心要奋起努力了。

1932年，受战争影响，联华影业公司决定节员简政，遣散联华歌舞班，仍恢复为明月歌剧社，聂耳被选为音乐研究股的执行委员，他终于站到从事自己喜欢的音乐事业的位置上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对聂耳的思想震动很大，促使他再次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在日记里写道：“每天花几个小时练基本功，几十年后成为小提琴名家又能怎么样？你能鼓起劳动群众的情绪吗？”面对抗日救亡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责任，聂耳认识到，个人的艺术道路必须和时代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于是，他整天在想怎样去创作革命的音乐。此时的明月歌剧社还是在演脱离社会现实的节目，完全没有反映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同年4月，聂耳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见面，之后他便开始参加“左联”的活动。他以“黑天使”为笔名，对明月歌剧社的领导黎锦晖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告，引起黎锦晖的反感。当黎锦晖发现“黑天使”就是聂耳后，便找他谈话，很严厉地对聂耳说：“你既然吃我的饭，就不应该骂我！”聂耳说：“我何尝是骂你，我不过是希望你改变改变作风罢了。难道你丝毫没有感觉到时代已经不同，靡靡之音已经没有生命了吗？”聂耳深深感到吃黎家班的“饭”毫无滋味，便毅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

一天早上，郑子平（郑易里的六哥）出发去日本深造，郑易里、聂耳及一些云南老乡到黄浦江码头送行。聂耳受到启发也有了北上的念头，想到北平看看，看那里有没有他所追求的事业。郑易里很支持他，给他100元钱作为盘缠。当时上海到北平的火车票只需18元，100元已经是笔不小的数目了。聂耳通过友人钱千里把北上的决心告知上海的“左联”，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上海“左联”又通知了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的于伶，请求他们给予聂耳帮助。临行前的晚上，郑易里特地给聂耳送来一封介绍信，是写给郑易里在北平的亲戚的，可以帮助聂耳解决住宿的问题。聂耳想：这100元也包括在北平的生活费，路费能省就省吧，于是就舍弃火车，买了更便宜的轮船票。第二天，即1932年8月7日下午4点多，聂耳坐上开往天津大沽口的汽轮，暂别了曾留给他无数回忆的上海。

到达北平后，聂耳在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落脚。在云南老乡的陪伴下，他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多次去天桥看民间艺人的表演，倾听劳苦百姓发自内心的呼声，还向俄籍私人教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并多次观赏北平的中外音乐会和戏剧演出，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9月13日，聂耳去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由于准备不充分，没有被录取。于是聂耳就积极参加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排练演出和组建活动。聂耳来北平一个多月了，他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100元钱也所剩无几。他看到周围有不少人去日本深造，就萌生了去日本学习的想法，便托人捎信给郑易里询问意见。北平的10月已是寒风刺骨，聂耳急切地盼着郑易里的回信，这时他吃饭都成问题了，更别说买冬衣了。到了10月25日，他终于接到由云南友人李生萱（艾思奇）转交的郑易里的来信。郑易里在信中对他在北平的状况表示同情，然后帮他分析了赴日的可行性，有很多事都是聂耳没想到的，他的赴日行程只好暂缓。10月底，郑易里给聂耳汇去30元钱，叫他回上海再商议以后的事宜。

11月8日，聂耳回到上海，由于没有马上取到行李，便到郑易里处借宿。两人见面异常高兴，聂耳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他们聊了很多，郑易里分析了聂耳目前的状况，肯定了他在北平的努力，告诉聂耳：“目前，你只是在音乐方面迈出了一小步，没考上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说明你还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去日本深造，困难会很大。”第二天聂耳临走时，郑易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要努力呀！”他听后受到很大触动，心想：出来两年了，到现在自己生活还要依靠别人，在音乐方面付出不少，写了一些音乐评论的文章，但仍只是一个小提琴手而已，仍没有什么大作为，只有更加发奋努力才行。两天后，聂耳找到“左联”的田汉。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为了扩大革命文艺的传播与影响，占领观众最多的电影阵地，拍摄进步影片，便陆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输送到电影战线。田汉一看聂耳来得正好，就把他推荐到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担任影片《除夕》的场记。

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