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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一斋，名重毅，字一斋，云南商界名流，著名爱国人士；郑易里，名重良，字雨笙，著名的编译家和中文信息处理专家。从玉溪上郑井走出的郑一斋、郑易里两兄弟，在中国革命大潮中传播进步思想，参与爱国活动。一个热爱祖国，开设商号，救助红军，支持革命事业，资助出版《资本论》等进步书籍，成为“红色儒商”；一个追求真理，全身心投入到党的革命事业中，组织翻译《资本论》，编纂《英华大词典》，研究“郑码”，用一生的奋斗和拼搏践行入党时的誓言。
郑一斋。（刘本学供图）
接触革命思想
1891年，郑一斋出生在玉溪上郑井，兄弟七人中排行第二。其父郑宝臣，为补贴家用，曾在玉溪州城开设“宝臣号”杂货店，经营土杂日用品。
郑一斋幼年时期正值清朝末年，那时的他聪明好学，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且能文能诗。1908年，在其父母的主持下，郑一斋成婚并得子。而此时的郑一斋还未立业，心有不甘的他决定离开玉溪，与四弟郑洁斋（名重廉）一起到昆明求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的云南省立师范学校。
1911年重九起义后，兄弟二人跟随自称“万慧法师”的和尚到国外讲学，途中被家人追回。回到玉溪的郑一斋和郑洁斋，因脱离学校不能返校读书。两兄弟认错后，学校研究批准其“自学成才”，考试时同意二人参加统考，毕业时到校会考。在此期间，郑一斋与当时著名的革命家张天放、徐梦麟关系密切，接触到了大量的革命思想。
毕业时，两兄弟以优异的成绩结业。郑洁斋留校任教，不久病逝。而郑一斋则返回玉溪，经思量后他又回到昆明，任教劝学所。
1920年，在昆明教书的郑一斋看到弟弟郑易里聪明好学，或许是出于想给弟弟谋一个好前程的缘故，便将他从玉溪老家带到昆明求学。
郑易里生于1906年，在家中排行第七，且自幼聪颖，颇有主见。郑易里来到昆明后，郑一斋将他送入私立成德中学读书。也正是在这里，郑易里接触到革命思想。
郑易里进入成德中学时，正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身处时代的大背景下，又得到兄长潜移默化的影响，年轻的郑易里开始接受新思想的冲击与洗礼，并从中汲取养分。
救助红军 支持革命
郑一斋和郑易里在昆明这段时间，老家玉溪的“宝臣号”生意红火，需要有人在昆明联系采购货物供应，而郑一斋就兼代此务。由于郑一斋教书所得收入不多，且很难维持家人生活，1922年，他辞职经商，并筹备开设商号。
经过准备，商号很快就开张了，取名“景明号”。“景明号”的业务多数是日用杂货销售。由于郑一斋为人讲信誉，生意呈现蒸蒸日上的景象，“景明号”在昆明可谓有口皆碑，郑一斋在同行业中则被尊称为“儒商”。
此时，中国革命事业到了紧要关头，郑一斋用经商挣来的钱支持文化教育事业、救助革命进步人士，并配合统战工作。
1930年，由于云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派李鼎三到云南恢复地下党工作。在了解云南情况后，他得知郑一斋是一位进步、爱国的工商业者，于是决定将他作为团结的对象和统战工作的依靠力量。
李鼎三等人从上海取道香港、越南海防赴云南，在他们到达河口进入云南时被捕，囚禁于昆明。李鼎三设法写了一张纸条秘密传送给郑一斋，请他设法营救。经多方努力，李鼎三等人被判刑3个月，刑满后获释。
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指派周素园到昆明做统战工作，得到了郑一斋等人的鼎力相助，不仅营救被龙云关押的共产党员出狱，还配合收容部分流散云南的红军伤员和被抓关押人员，并送回延安。得知八路军急需药品救治伤病员后，他立即向日月大药房购买了“百宝丹”2万盒，航空邮寄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收转以应急需。
郑一斋在昆明有两处住所，一处在北门街北仓坡一号，另一处在大观楼附近的一个村子——明家地，这两个比较僻静的地方都成了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集会的场所。许多革命同志如唐用九、楚图南、李公朴、赵枫、黄洛峰等，都先后在他家躲避过。在这期间，郑一斋还安排家人随时用望远镜从楼上观察外面的动静，万一出现情况，可以及时转移革命同志，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组织翻译出版《资本论》
在昆明求学的郑易里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学识，帮助哥哥郑一斋进一步打理生意，但毕业后的郑易里在1924年选择离开云南，到北平农业大学继续求学。受革命思潮影响，入学后，他加入了共产党员王德三领导的进步团体“新滇社”，革命思想开始逐渐成熟起来。
1927年，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与抱负，郑易里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工业大学，在中共地下党“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投身革命。1928年，为抗议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郑易里回到祖国，在上海参加了“反日大同盟”，并于年底在云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由于叛徒出卖，云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郑易里在哥哥郑一斋和友人的帮助下，辗转来到上海。为圆“文化救国”梦，他与黄洛峰、李公朴等友人在上海筹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革命进步书籍。
1936年，“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被捕后，出版社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此时，郑易里从远在昆明经商的哥哥郑一斋那里借来3000块银圆，支撑着出版社的运作，并与艾思奇合作，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辩证唯物论》译成中文，更名为《新哲学大纲》并出版。据说，这个译本在当时颇为畅销，一共连印了14版，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先声和重要著作。
《新哲学大纲》出版后，他又与友人聚在一起商讨出版《资本论》全译本的事宜，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好地传播。但翻译工作并非易事，郑易里经多方打听得知，江西学者郭大力能担此重任。因为他早在1928年就翻译过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几本古典经济学名著，受到了出版商的欢迎和读者的好评。经友人推荐介绍，郭大力见到了郑易里和黄洛峰，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为完成《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工作，郑易里寻求郑一斋的帮助。郑一斋得知后，拿出7万块银圆作为出书的相关经费，全力支持郭大力与另外一位译者王亚南的翻译工作。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进犯上海。郭大力在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后，不得不回到江西，继续翻译第二、三卷。此时，王亚南也离开上海，两人在分散的情况下坚持合作，并分批将译好的书稿寄出。而郑易里则留守上海，将收到的译文进行认真校对整理，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排版印刷。经过努力，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于1938年8月在上海出版，其后第二卷、第三卷也都在9月相继问世。
1938年，郑一斋资助、郑易里组织翻译的《资本论》在上海出版，它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
当时这一版《资本论》全译本一共印刷了3000套，宋庆龄、冯玉祥等人都有预订。图书出版后，几经辗转，多部《资本论》经八路军办事处送到了延安，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一次读到了《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阅读《资本论》时，还在扉页上做了批语。后来，这个版本又多次重印，影响很大。
2016年，郑易里的女婿蓝德健将郑一斋资助出版，郑易里组织翻译、亲自审校的1938年版《资本论》捐赠给玉溪，并藏于中心城区棋阳路35号的郑氏旧居中。在那泛黄且斑驳的封面上，当年的翻译者郭大力、王亚南的名字赫然在列。
与聂耳关系密切
1930年，因云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郑易里来到上海之后，人民音乐家聂耳也从云南到了上海，并与郑易里取得了联系。郑易里对年轻的聂耳关怀备至，从思想上影响、引领聂耳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共党员。
由于聂耳的三哥聂叙伦与郑一斋的大女儿郑琼结婚，所以聂耳与郑一斋、郑易里既是亲戚，又是同乡兼朋友。
1930年，聂耳到上海后，经常和郑易里住在一起。郑易里只比聂耳大6岁，从辈分上讲，他比聂耳长一辈，聂耳叫他“七叔”。但郑易里不让聂耳这样称呼他，而是让他叫“老郑”，郑易里则叫聂耳“守信”。
聂耳到达上海时，生活上虽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都得到了郑易里的鼎力相助。由于民国时期的上海是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思想不成熟的年轻人很容易堕落其中。郑易里知道聂耳在昆明积极参加宣传革命的学生运动，是个有革命理想的年轻人，但他生性活泼，涉世不深。于是，郑易里经常关照和鼓励聂耳，介绍他参加了上海虹口区的“反帝大同盟”，告诫其不要放弃学习。而当他们有机会见面时，郑易里总会和聂耳谈论国内外的形势、工作和思想，勉励他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在郑易里看来，聂耳很聪明，只要引导得当，他会很有前途的，特别是在音乐方面。
于是，在郑易里不断鼓励和帮助下，聂耳渐渐变得成熟起来，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于1933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利用自己的音乐天赋，创作了很多表达人民呼声、民族怒吼的音乐作品，如《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
聂耳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防不测，1935年4月，聂耳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临走前，聂耳将自己的日记、来往信件等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同乡好友郑易里。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会成为他们的永别。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消息传到国内，郑易里悲痛万分，以《黑天使时代的聂耳》为题，写了一篇怀念他的文章，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聂耳在上海参加的活动。
编纂《英华大词典》，发明“郑码”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读书生活出版社被国民党屡屡查封。此时，多年从事编译工作的郑易里萌生了一个想法，想编一本质量较高的英汉词典。其一，编纂词典没有政治倾向，易避开国民党耳目，能掩护地下党的出版工作和人员；其二，社会上英中词典版本太老，收词又少，需要更新；其三，美、英科技发达，等革命成功后，建设新中国也需要一部好的英汉词典。
基于上述因素，郑易里于1942年着手英汉词典的相关编纂工作，并约请曹成修一起合编，词典取名《英华大词典》，他哥哥郑一斋再次给予资金支持。但让郑易里没有想到的是，曾经给予他帮助的哥哥会在这一年7月在昆明被一辆美军吉普撞倒，后因伤势严重与世长辞，终年51岁。
强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郑易里将精力放在了《英华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上，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底，一部完备而实用的《英华大词典》在上海出版了。这本词典前后印刷了几十次，很多海内外学子从中受益。1985年，经郑易里新修订的《英华大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词典包括了政治、经济、科技、生活等各方面的词汇，甚至还能查到美国的常用俚语。这部精美的大词典，在当年被作为国礼送给了访华的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新中国成立后，郑易里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做编审工作，主编《苏联农业科学》《农业科学译报》等刊物。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郑易里觉得必须使汉字进入计算机。而早在1929年，年仅23岁的郑易里就投书上海《时报》，提出过汉字的“六种笔画说”，即用数字1至6作为汉字6种基本笔画代码的一种简易查字法，主张汉字最好按照起笔笔画依次排列并检索。此后，在郑易里编纂的《英华大词典》中，他将这种简易查字法运用到了“中文索引”中，为读者从“中文索引”查检英文单词提供了方便。
此后，郑易里一心扑在汉字编码的工作中。经过多年对汉字编码的研究，1990年，郑易里与女儿郑珑合作研究、完善的“字根通用编码”，通过了国家权威部门的鉴定，并命名为“郑码”。确认这是中国第一个做到符合文字规范的形码系统，在国内同类方案中，具有领先水平。
1992年4月，“郑码”系统又建立了远比《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收字还要多的大型汉字数据库。操作人员只需按动4个键，就可以从6万多个汉字中调出任何一个字。在国外举行的汉字输入比赛中，“郑码”多次夺得繁体字和简体字两项冠军。1994年的第二十二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也授给了“郑码”。至此，“郑码”声名远播，并于1996年荣获全国科技信息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2年，为国家奉献一生的郑易里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20世纪50年代，郑易里在家中工作。 （刘本学供图）
英勇前行的志士
回顾往昔，了解郑一斋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位爱国的工商业者，交友甚广，又多系思想进步人士。他思想进步、热爱学习、为人宽厚，是中国共产党真诚的朋友。
郑一斋在昆明遇难后，许多爱国人士闻讯为之悲痛。李公朴、光未然、赵枫等人还为他合写了一首歌曲，名为《你的光辉永远不灭》，称赞他是“英勇的志士，在商业队伍里隐身”“像一个高贵的隐士，把人间名利视若浮云”。
李公朴在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纪念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斋先生在偏远的云南，终身以最大的热情，努力文化教育的拓荒事业。生前不求人知，但他的名字却自然而然地在文化界传颂。”
郑一斋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弟弟郑易里则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以及他所热爱的编辑出版、农业科学和中文信息的研究事业。
他用毕生精力出版的《资本论》全译本、编纂的《英华大词典》以及研究出的“郑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中国新闻出版和科研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为后人留下了丰厚、久远的文化传承遗产。
郑氏兄弟，他们都在历史的进程中，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理，并始终如一支持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传播着进步思想，践行着自己的初心，成就卓然，是英勇前行的志士。(记者 顾世丹 文/图)
史料提供、文本审阅：玉溪市委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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