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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朝柱，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学生时代就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投身争取云南人民解放的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玉溪地区担任地、县级领导，为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做了大量工作。1983年至1995年，他先后担任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云南实际，经过实践检验的可行的经济发展之路。1995年，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工作。他终身践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宗旨，深受人民群众爱戴。
普朝柱肖像。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
1929年9月，普朝柱出生于玉溪市华宁县，之后到昆明求学。在长城中学，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他勤学善思、热爱真理、追求进步，其编辑的刊物《放射新闻》观点新颖、内容丰富，介绍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是传播革命思想的文化阵地。
1948年2月，经杨夫戎老师介绍，普朝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他身先士卒，组织发动长城中学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因而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
在“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中，普朝柱一边带领学生上街演讲，声讨帝国主义罪行，一边找同学交心谈心，坚定爱国学生参加斗争运动的信心和决心。当广大师生撤退到云南大学会泽院后，由于反动派的封锁，部分学生生活费告罄，伙食团面临停炊。关键时刻，普朝柱和另一名同学挺身而出，去向亲友借钱，结果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于1948年7月3日被捕。
普朝柱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逼供，他只承认了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公开身份，没有暴露党和“民青”组织，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经学校及亲友的营救，他于1948年9月3日出狱，奉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回家乡华宁县继续做革命工作。
回到华宁后，普朝柱充分利用社会关系，打开工作局面，把“民青”成员、上级派来的工作人员等安排到伪县政府部门和学校工作。1949年4月，他担任华宁城区党的区委委员，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对华宁县城上层各界人士及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准确把握敌友动态，并按照党的反蒋统一战线的政策，确定正确的斗争策略。
根据滇中地委要求，华宁县委在城区、盘溪、西北山、路居等地挑选250多人到雄关集结，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滇中护乡第十一团”，普朝柱任团党委委员，先后兼任二、三大队教导员，参与领导了解放华宁的斗争。1949年12月23日，地方武装头目王庭梁流窜到华宁城南郭家营鸣枪乱民，普朝柱以实力为后盾，找到王庭梁谈判，阐明只要不持枪抵抗，则“既往不咎”和“给出路”。12月30日，护乡团解放华宁县城，王庭梁接受改编。1950年1月，华宁县人民政府成立，普朝柱任县人民政府主席。
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全国解放初期，普朝柱全身心投入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工作中。在恢复经济建设时期，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大胆实践，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而勤奋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文革”时期，他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坚信党，坚信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文革”结束后，他在玉溪地区多个重要岗位任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玉溪县、地两级工作33年之后，1983年，普朝柱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担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担任云南省党政主要领导期间，他曾总结和概括了具有开创性的云南经济社会和改革发展的若干思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首次提出了“云南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论断，并据此确定了省委、省政府指导全省工作的思路、方针、政策和各项举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为云南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云南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边疆多民族山区省份这一最基本省情出发，走出了一条“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农业促轻工，依靠轻工积累资金，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经济发展思路，培育了烟、糖、茶、胶等支柱产业，尤其是促成了“两烟”这一高税利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云南烟草税利从1983年的7.52亿元到1995年的348亿元的辉煌历史。
普朝柱担任省长后，省政府首先把“两烟”确定为云南的四大支柱产业之首来发展，并把烤烟基地作为烟厂的“第一车间”来建设，努力提高烟叶质量。同时，瞄准世界领先水平，加强烟厂的技术改造和建设。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扶持下，云南“两烟”产业步入飞速发展轨道。1995年，全省烤烟面积从1983年的114万亩发展到716万亩，总产量从14万吨增加到72万吨；卷烟总产量从148万箱发展到680万箱；烟农烤烟收入达41.54亿元，1500多万烟农靠种烟走出贫困，迈向富裕。
“两烟”的成就，为云南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为全省烟、糖、茶、胶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和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普朝柱等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全国第一个省部合资的漫湾电站开始建设；全国首个地方航空公司在云南破土而出；全国第一家以地方集资为主修建的昆明至玉溪全长80公里的铁路建成……
1983年至1995年，是20世纪云南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老百姓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也是云南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最快最长、为国家提供财政税收最多的时期。根据权威资料显示，在这时期，云南有14项主要经济指标进入全国前五名；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4%；1995年财政收入达285亿元（含上缴中央部分），进入全国前四名，云南由吃财政补贴省份变为财政上缴省份。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桂英在《普朝柱纪念文集》中撰文回忆称：“普朝柱是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典范。”普朝柱在《我的成长与云南的变革》一书中写道：“自己在工作中能取得一些成功，最根本的是掌握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两项领导工作的基本功。”在县里工作期间，他每年有半年时间住在乡下。到省里工作后，全省128个县（市、区）中，只有3个县他没去过，后来他补了这一课。
普朝柱与玉溪
“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通过调查研究，把基层和群众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起来、集中起来，再在群众中坚持下去、推广开来，就能做好领导工作。领导的真本事、真功夫也就是这点。”普朝柱曾在对领导干部的讲话中说道。在玉溪工作33年，他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和胆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品格，深受群众爱戴。
2002年春节前，普朝柱突发心肌梗死住院，此后就再未离开病床。弥留之际，他向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表达了最后的愿望：一定要代表他到元江县羊街乡，再看看曾经跟他一起摸爬滚打了几年的山区人民。“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羊街乡劳动，任省委书记后他曾三赴羊街乡看望与他一起奋斗过的乡亲们。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朝柱第一次重返羊街乡垤霞村，在低矮的房屋里，村民们与省委书记一起围坐在条凳上聊家常、问收成、谈发展。他给乡亲们递烟，嘘寒问暖，乡亲们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那种真挚的情感让陪同人员为之动容。当地一位副县长曾问普朝柱的大女儿普虹：“你父亲为什么会与这些哈尼族老乡有这么深的感情？”普朝柱女儿的回答是：“因为劳动，只有真正和他们在一起劳动过、生活过，才会有这种感情。”他忘不了与乡亲们顶风冒雨、住草棚、挖地灶、开荒改田的日日夜夜，乡亲们也不会忘记他为元江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在羊街乡5年，普朝柱带领大家开荒造田，与乡亲们吃在山上，睡在窝棚，造出了400亩有水灌溉的好田，解决了当地一年有4个月缺粮的大问题，其中一块面积较大的田被当地百姓称为“朝柱大田”。正因为与乡亲们同呼吸共命运，当地的哈尼族群众亲切地称呼他“阿波老普”（老普大爹）。这一声“阿波老普”，是人民给予他的最好回报，也是对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褒扬。
“云南第一村”大营街的发展离不开普朝柱的关心和支持。普朝柱主持云南省委工作后，多次到大营街调研，同基层干部座谈，与农民交流。1986年7月，省委在玉溪召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普朝柱在会上提出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思路，为大营街乡镇企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此后，大营街人立足人多地少、地处集镇的实际，走出了一条以农业为基础，第二、三产业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全面壮大，群众共同富裕的成功之路。1988年，大营街筹集资金430万元，建成了与卷烟生产配套的水松纸厂和滤嘴棒厂，这两个项目当年即实现收入390万元。到1995年，大营街农村经济总收入达10.64亿元，其中乡镇企业收入就达10.61亿元，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被云南省乡镇企业局授予“云南第一村”称号。“三分土地，粮食有余，大营街的路子走对了。”普朝柱再次视察时，对大营街的经济发展给出了如此评价。“实践证明，发展乡镇企业是帮助农民致富，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普朝柱同志提出的发展云南农村乡镇企业的战略思想和观点，符合云南实际，代表了云南广大人民的利益。”大营街社区原党总支书记任新民说。
2002年6月1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普朝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云南省各族干部群众及其生前好友2000多人前往昆明的灵堂哀悼、送行。
2021年5月经修缮对外开放的中共华宁县委、城区区委纪念馆（普朝柱故居）外景。
普朝柱同志终身实践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他心地坦荡，一心为公，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深入扎实，任劳任怨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奋斗。他顾全大局，求真务实，严于律己，廉政勤政，生活俭朴，树立了一个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深受全省各族干部群众爱戴。（记者 李文雯）
(本文配图由华宁县史志办提供)
史料提供、文本审阅：玉溪市委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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