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因水得名，人文荟萃。在这片风景秀丽的土地上，多民族长期融合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玉溪的花灯和滇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生生不息。闻名全国的玉溪花灯，虽只是云南花灯的一个分支，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意义上引领着云南花灯艺术的发展潮流。而清代就已盛行的玉溪滇剧，历经几代艺术家的传承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人民音乐家聂耳在其创作的许多音乐作品中，就吸收和使用了玉溪花灯、滇剧的音乐元素。在第七届聂耳音乐周火热进行之际，回顾玉溪地方戏曲的悠久历史和创新发展，就是在向省内外来宾展现聂耳曾经汲取过营养的玉溪民间音乐文化具有的独特魅力。

玉溪人自古“喜讴歌”

玉溪是云南花灯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玉溪人每逢佳节必唱花灯戏，庆祝五谷丰登，祈求幸福安康。民间至今流传着“十个玉溪人，九个会唱灯，还有一个跟着哼”的谚语，这不仅是对玉溪人民享受幸福生活的生动描述，也是玉溪花灯深入人心的真实写照。

玉溪花灯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明代军民屯田和江南移民的历史。

明洪武年间，明军平定云南后，一部分军士留在玉溪，屯田驻守。《续修玉溪县志稿》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更定云南所属州县。改澄江路为澄江府，省普舍（北城）、研和入新兴州，以其田充屯田。十七年（1384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立堤玉溪大河两岸，开垦坝区农田。入境移民亦进行垦屯。”

来自江南一带的移民和军士在玉溪垦荒屯田，与当地少数民族一起生活劳作，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枯燥的生活和繁重的劳作让他们在生产劳动或农闲时不自觉地哼起了家乡的歌谣，在缓解思乡之苦的同时，自娱自乐。或许是受其感染，自古生活在玉溪的少数民族也唱起了自己的山歌小调。在这看似简单的一唱一和中，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悄然发生了。

那时，在玉溪北城等很多地方，人们常常会在日常劳作、采野菜、河中摸鱼、嬉戏时唱调子。农忙一到，田间地头便会传来优美的歌声，不论男女，都会边劳作边歌唱，有的是男女对唱，有的是同性对唱，更有甚者是独自咏唱，形式多样，内容涵盖了耕读、婚嫁等与生活有关的方方面面，有赞美的，也有感叹的，歌声此起彼伏。有时候，小娃娃也会加入其中，他们思维灵活，会将见到的事物用唱调子的方式表现出来，惹得大人哈哈大笑。

正是由于旧时玉溪民众爱唱歌的缘故，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曾有这样的记载：“新兴州其俗好讴，州中夷汉杂处，其少年美声气，喜讴歌，清朝良夜，放意自适，处处相闻。或以娱饮，或以劝耕，妇人女子为之而■然无愧，盖俗之流也。”

在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融合发展中，用于休闲娱乐的民歌小调与玉溪土主神祭祀仪式结合在了一起，成为社火活动的主要内容。之后这种活动又逐渐从单纯的祭祀活动转向民间娱乐性演出，形成以娱乐性为主的演唱，并由小曲歌舞向戏剧化方向发展。此时，玉溪花灯已初具雏形，以反映农村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小曲原有的人物与情节得以丰富，还吸收了外地的剧目，表演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

滇剧《水莽草》剧照。

花灯在创新中绽放光彩

清代道光后期，以民间“山头”组织形式演出的花灯小戏中，已有与省内外相同的传统剧目《朱买臣休妻》《四狗闹家》等。民国时期，玉溪花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剧目、音乐、表演上都有所创新，彰显了地方特色。此时，人们为区分它与传统花灯的不同，形象地称之为“新灯”。

“新灯”突破了传统花灯以表现农事活动、祭祀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框架，结合时代精神，融入革命题材内容，编创出故事曲折的《双接妹》、反映现实的《出门走厂》、表现抗日战争的《张小二从军》等剧目，在开创“抗战花灯”的同时，把花灯艺术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易门人王旦东投身到抗战救国的洪流中，他邀请玉溪花灯艺人和昆明进步文艺工作者组成文艺花灯队，后经多方努力，组建了“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王旦东将多年收集的素材，以玉溪花灯曲谱为基调，创作改编了《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新别窑》《新四郎探母》等多部花灯剧。

剧目在昆明试演、公演成功，得到老百姓、大学教授等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许，并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用花灯剧宣传抗日的热潮。

花灯剧《山茶花红》剧照。

当年，花灯剧《茶山杀敌》的公演盛况空前，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购票观看，场场座无虚席，连续演出半个多月，引起国内文艺界的关注，许多著名人士争相撰写评论。云南大学教授、文化艺术界协会负责人楚图南写道：“以云南的自然环境及社会背景为载体的新的艺术——《茶山杀敌》，算是最勇敢的尝试。无疑，这一尝试已成功，能抓到‘牧歌时代’最美的遗物，也是云南社会所仅见的遗物，如劳动、歌唱和爱情融为一体，配合抗战的救亡问题和时代意识，是难得的新创作。”

1943年，王旦东应邀赴滇军十八师艺术工作队担任业务副队长兼编导，自此，王旦东以花灯为“利器”，带队深入连队慰问演出，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

而王旦东和他的“抗战花灯”，不仅为云南花灯注入了时代精神，极大地提高了花灯剧的文化地位，更让玉溪花灯乃至云南花灯焕发出夺目光彩。

滇剧广阔的艺术舞台

玉溪人传承了明代先民“喜讴歌”的传统，在继承和发扬花灯艺术的同时，也积极吸纳滇剧艺术，并使玉溪成为滇剧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著名戏剧家戴旦曾说，滇剧名演员多来自玉溪。

其实，早在清代道光年间，滇剧便流行于玉溪（今红塔区）、通海、华宁、江川、新平、澄江、峨山等地。到清代光绪年间，玉溪的滇剧活动已十分盛行，当时有影响的业余戏班就有60多个，仅玉溪（今红塔区）就有32个，有古戏台等固定演出场所14个，茶馆、酒肆的演唱更是不计其数，以至于人们将玉溪称为滇剧的“戏窝子”。

民国时，滇剧名家栗成之、戚少斌等曾先后到玉溪的华宁、通海、玉溪（红塔区）、澄江等地演出。他们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滇剧艺术在玉溪的发展。此后，玉溪涌现了大量滇剧班（社），培养了大批滇剧人才。他们除在玉溪本地传承和发展滇剧艺术外，一部分滇剧艺人也将目光投向了省城昆明，甚至是更广阔的艺术舞台。

20世纪30年代，上海百代公司曾力邀一批滇剧名角赴上海录制唱片。那时，昆明有一个名为“华国琴棋社”的业余文艺组织，吸收了当时一些较有社会地位的滇戏爱好者参与，其中不乏玉溪滇剧艺人。社里有一个名叫汪润泉的玉溪人，他在社里习小生，除每晚练唱外，还学习乐器伴奏。1934年，上海百代公司为灌制首批滇戏唱片，派代表到昆明与“华国琴棋社”社员见面，商定滇戏唱片灌制事宜。玉溪滇剧艺人罗香圃、周锦堂、汪润泉、张吟梅等也在被邀之列。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汪润泉随周锦堂等一起前往上海，参加唱片录制工作，汪润泉还参加了配乐。

他们自1934年9月底出发，到上海灌制完唱片后回到昆明，历时两月有余，完成了《潇湘馆》《宝玉听琴》《莺莺听琴》《二龙山》《梅龙镇》等滇戏唱片的灌制。

后来，这些唱片成为云南省内家庭留声机的必配唱片，广为流传，深受云南老少听众喜爱。

推陈出新铸就艺术高峰

玉溪的花灯、滇剧在长期传承和发展中，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玉溪花灯和滇剧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相继成立了玉溪市花灯剧院和玉溪市滇剧院。改革开放以来，它们在秉承花灯和滇剧优良传统的同时，融入玉溪地域文化，为人民服务，为时代放歌，走上了一条遵循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符合戏剧艺术自身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经过几代花灯艺人的不懈努力和推陈出新，玉溪市花灯剧院创作、整理、改编传统和现代剧目400余部，先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新剧目奖、曹禺戏剧优秀剧目奖、中国戏剧“梅花奖”、戏曲电视剧“飞天奖”、伊朗法加尔国际戏剧节“金面具奖”、日本特别贡献奖、韩国“木槿花”金奖等多项国际、国家级和省级大奖。逐渐形成了优秀剧目以《情与爱》《金银花·竹篱笆》《卓梅与阿罗》《冤家亲家》等为标志，优秀人才以荣获“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的杨丽琼，荣获“文华音乐奖”的李鸿源，编导马良华、严跃龙、罗蓉、陈明玉，演员何瑞芬、徐宝龙和出品人朱丽云等为代表的繁荣局面。玉溪花灯也成了云南一张名副其实的文化名片。

花灯剧《山花》剧照。

玉溪滇剧则凭借1994年创作的现代滇剧《朱德与唐淮源》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新编滇剧《京娘》先后到京、沪两地演出，获专家一致好评，领衔主演冯咏梅也一举摘下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白玉兰”主角奖两项桂冠，成为滇剧表演艺术的佼佼者。

此后，《西施梦》《草地晚餐》《雁鸣陀关》《抚仙湖之恋》《背叛》《五台会兄》等滇剧剧目创作、改编获得成功，更斩获了“文华表演奖”、上海“白玉兰”集体奖和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传承奖、贡献奖等多个国家级及省级大奖。

2013年，时任玉溪市滇剧院院长的冯咏梅提出“新滇剧”发展理念。此后，玉溪市滇剧院在探寻“新滇剧”的道路上，推出了一批“寓言剧”，在戏曲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其中，滇剧《水莽草》是玉溪市滇剧院“寓言剧”的优秀代表作。该剧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戏剧节优秀编剧奖、优秀导演奖、优秀表演奖，并三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举行了滇剧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全国巡演，将滇剧传播到了北京、天津、重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四川、贵州和云南大部分地区，极大地提升了剧种、剧院、剧目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水莽草》之后，玉溪市滇剧院又陆续推出了《贵妇还乡》和《王者江上》两个精品剧目，均获得成功。两个剧目的成功，提振了玉溪市滇剧院打造“寓言剧”的信心，更坚定了迈向“新滇剧”的步伐。这三个剧目，被业内誉为“新滇剧”三部曲。

如今，在玉溪不管是花灯还是滇剧，都在用其特有的声腔韵味展现家乡的变化，讲述着历史，回望着乡愁。未来，还将在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进程中，不断闪耀出时代的华彩。（记者 顾世丹 文/图）